1983年，包含沈阳军区参谋长女儿在内的6名劫匪枪击了两人后，用手枪对准了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机长王仪轩。王仪轩一路和劫匪斗智斗勇，最终飞机还是到了韩国。
在国际航空领域，有一个通用的暗码——数字“7500”，每当某航班发出这一暗码时，就意味着遭遇了紧急情况：“劫机”。这个词汇本身便充满了恐慌和紧张，令人听后不寒而栗。更为震惊的是，曾经在中国发生过一场“劫机潮”，这一时期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国民党主席，并于1990年及1996年两度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其任内，海峡上空爆发了令全球都为之震动的劫机事件。曾有厦航飞机被劫持到台湾，李登辉当时指示台湾当局：“人机分离，‘反共’义士留下。” 台湾当局在最初对待劫机者的态度较为宽松，采取了“优待反共义士”的姿态，给劫机犯一种“只要到了台湾，就能得到金钱美女一切所需”的印象，使得台湾逐渐成为了“劫机天堂”，而这种情形间接导致了“劫机潮”的爆发。 回到1983年5月5日，这一天的早晨，沈阳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走到书桌前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全国新闻。然而，一封没有封口的信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的字迹清楚表明是他的儿子安卫建写的。打开信后，他看到上面写着：“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 看到这封信，安国瑞心头一紧，他感觉到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立刻报告了学院的院长，经过核查，安国瑞的儿子安卫建并非普通人，曾因盗窃、斗殴等行为多次被公安处理。随即，学院的领导开始调查保卫处的武器库，结果令所有人震惊——四支手枪和30发子弹居然不翼而飞！而那位保卫处工作人员和安卫建也一同失踪。
1983年5月5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中国民航三叉戟296号航班在沈阳桃仙机场准时启动了它的航前准备工作。这架老旧的三叉戟客机承载着几十名乘客的安危，却无人知晓它即将卷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劫机事件。 上午10时47分，296号航班按计划起飞。在驾驶舱内，除了王仪轩，还有副机长、报务员、两名领航员和一名机械师。考虑到早些时候发现的异常情况，王仪轩特意叮嘱机组人员确保驾驶舱门处于锁闭状态。 当飞机飞至大连上空时，剧烈的撞击声打破了客舱的平静。驾驶舱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叫声。六名劫匪试图强行闯入驾驶舱，但被牢固的舱门阻挡。在短暂的僵持后，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子弹击中了驾驶舱内的设备，火花四溅。幸运的是，这些子弹并未击穿机舱壁，否则高空失压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王仪轩一路和劫匪斗智斗勇，最终飞机还是到了韩国。 卓长仁曾是省里举足轻重的干部，主管全省的汽车分配工作。然而，权力带来的腐败让他逐渐迷失。利用手中的实权，他在汽车配额上大肆牟利。1982年，组织上发现了他的违法行为，对其进行停职调查。面对即将到来的法律制裁，卓长仁开始筹划最后的逃生之路。 在得知台湾方面对大陆叛逃人员提供优厚待遇后，卓长仁制定了劫机计划。很快，一个包含沈阳军区参谋长女儿在内组成的6人团伙组建完成。
1988年5月12日晚10时许，一架从厦门飞往广州的中国民航波音737客机被劫持，最终降落在台湾的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劫机者是来自昆明的工人张国庆和龙贵云。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谈判，台湾当局在中国民航的要求下允许该航班从台中飞回厦门。 机上11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除两名劫机者外，均被允许返回大陆。这是大陆民航客机首次被劫持并降落在台湾，事件的发生在台湾岛内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也引起了大陆、香港、澳门以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张国庆和龙贵云一走下舷梯，就受到台湾空军的热烈欢迎，并立即得到接待。第二天，台湾“新闻局长”在两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经过调查，认为此次劫机事件纯粹是两人追求自由的行为，因此决定允许他们避难。 关于劫机的细节，台湾官员声称，劫机者并未对任何乘客和机组人员使用暴力，仅用一把假手枪和一个未装有炸药的瓶子威胁机组，目的只是改变航向投奔自由。然而，任何常识都能看出，劫机行为必然伴随着暴力威胁和行动，单凭言辞无法说服机组和乘客，这样的说法显然只是自我安慰。 事实上，这次劫机事件明显是一场有预谋的暴力行动。张国庆和龙贵云并不是所谓的“反共义士”。例如，1983年的“5·5劫机案”中，劫机犯卓长仁等人原本就因盗窃、持械斗殴等罪行多次被警方拘捕。另外，也有不少人劫机只是因为个人生活不满，或者为逃避债务或刑事案件。比如在“6·24”劫机案中，劫机者张文龙仅仅是因为对单位分房不满，就做出了铤而走险的决定。 1990年特大空难的发生让台湾当局和社会开始意识到，放任劫机行为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两岸最终达成共识，台湾方面在逮捕劫机犯后会进行审判，服刑期满后再引渡回大陆；而大陆方面则明确表示，造成严重后果的劫机犯将面临死刑。这一政策彻底改变了劫机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