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天，新四军在安徽省宿县打伪军据点时，缴获了一把谁都不认识的枪，这就是非常罕见的马牌盒子枪。
1919至1929年期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阀政府实施了为期十年的武器禁运，表面上声称是为了“促进中国南北统一”，但实际上这一禁运协议是各方势力为了自身利益而达成的协议。尽管在名义上对华武器的出口受到了限制，但由于禁运协议中存在诸多漏洞，尤其在具体的武器种类和地区的规定上，各国的执行标准并不一致，因此在表面上的禁运并没有完全阻止武器的流入，反而导致了严重的武器走私现象。 禁运的第二年，段祺瑞政府便通过英国进口了大量的作战飞机。实际上，禁运并没有覆盖当时所有主要的武器生产国家。德国、捷克、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并不在禁运范围内，尤其是捷克，这个一战后新成立的国家，成为了向中国出口武器的重要源头。1925年，徐树铮为了采购武器专程访问了捷克。捷克的ZB26轻机枪以及比利时的勃朗宁M1910和M1917成为了中国的明星武器，这些武器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 民间枪支的数量更是令人震惊。以广东省为例，据日本人涉谷刚在1925年到达广东后的调查，他的数据显示，广东省的民团装备了超过12万支新式步枪。到了20年代末，对民间枪械的调查数据更加惊人。仅仅番禺、东莞等10个县的民团就拥有20万余支枪，其中番禺县的民团就有10万余支。
1924年，《香港华字日报》曾报道，中国的枪械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其中商团、乡团的自卫武器以及现役军队和土匪等的枪械数量合计达到400万支。那时广东省的总人口约为2000万，除去老弱妇孺，基本上每个青壮年都可以配备一支枪。 1940年的春天，安徽宿县的天气已经转暖，但夜晚的寒意仍未完全褪去。新四军的战士们正在对一处伪军据点展开攻势。战斗结束后，部队按照惯例开始清点缴获的物资和武器。就在这时，一名战士从角落里发现了一把造型特别的长枪。 这把枪与普通的步枪有很大不同：枪身较短，却比寻常手枪大得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那鼓胀的弹匣，像个圆滚滚的大肚子。当地部队的老战士们都没见过这种武器，一时间竟无人能道出它的来历。这把神秘的枪就是后来被证实的比利时制造M-1917型7.63毫米卡宾枪，也就是俗称的＂马牌盒子枪＂。 要了解这把枪是如何出现在中国的战场上，我们需要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历史。当时，欧洲各国积压了大量的战争剩余武器，它们急需寻找新的市场来消化这些军火库存。而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动荡时期，各方势力都在积极扩充军备，自然成为了西方军火商的重要目标市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批的欧洲武器开始涌入中国。其中就包括了一批比利时制造的M-1917型卡宾枪。这种枪原本是为骑兵部队设计的护卫武器，因其独特的性能，在当时也被一些军阀的骑兵营选用。 这批武器的输入途径也颇为复杂。有些是通过正规贸易渠道购入，也有一些是经由各种中间商辗转带入中国。由于当时国内军阀势力众多，各自为政，武器采购渠道混杂，因此同一型号的武器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军阀部队中。
中国自制武器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仿制、改进和创新三个阶段，这一过程同样适用于人民军队。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自制武器之一便是刺刀。虽然常听说在清末民初，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刺刀的制造十分困难，但根据1919年民国陆军部军械司的《陆军行政纪要》目录，刺刀已经是军械必需的附属品。尽管抗战时期将其列为丙类器械，但在许多军工厂的记录中，并未专门记录刺刀的生产。这主要是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地的兵工厂需要制造刺刀和复装弹药等技术工作，所以才有了相关的生产记录。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示中，展出了一些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使用的地方特色武器，如步枪、刺刀、砍刀和手榴弹等，这些武器都是四川地区的特色产品。特别是步枪上刻有“十一年陆军部四川兵工厂造”的铭文，标志着该枪是在民国11年，也就是1922年由四川兵工厂制造的。 这把枪的全长为124厘米，外形与6.8毫米的清末三十三式步枪以及7.92毫米的元年式步枪非常相似。从1922年到1935年，这支步枪已经使用了13年，四川兵工厂的建设得到了德国的大力支持，不仅钢材、机器、水泥、青砖等材料从德国进口，甚至还聘请了德国的工程师来制造武器。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汤姆逊冲锋枪，这款经典的冲锋枪原本计划装备给美国远征军，但由于一战结束时其定型生产，导致美国陆军对新武器的需求下降。然而，汤姆逊冲锋枪却在军警界崭露头角，并最终进入中国。1922年，孙中山的护卫队采购了30支汤姆逊1921型冲锋枪。 山西的阎锡山军阀看中了汤姆逊冲锋枪的优良性能和复杂的生产工艺，决定大力仿制。阎锡山不拘常规，在仿制武器方面花费了大量资源，太原兵工厂专门为此建立了冲锋枪分厂。但这一仿制的冲锋枪仍被广泛使用，并对后来的武器制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