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一次在与陈毅的谈话时问到：1949年10月，各大区都由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也曾提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应由陈毅担任，但为何华东局报上来的却是饶漱石呢？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项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次看似平常的谈话，却透露出深刻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教训。这次谈话发生在毛泽东和陈毅之间，谈话的内容虽然是关于1949年的一件往事，但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时间的界限。 那是一次关于人事任命的对话。毛泽东提到了1949年10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加强对各地区的统一领导，建立起有效的区域治理体系，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军政委员会。按照惯例和实际需要，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都由当地的军区司令员担任。这样的安排既符合当时的革命实践，也有利于军政统筹。 华东地区作为新中国的重要战略区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里不仅包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还涵盖了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份，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按照中央的设想，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理应由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担任。这不仅是因为陈毅具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在解放战争中领导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对华东地区的情况也最为熟悉。 然而，最终报上来的人选却是饶漱石。这个结果让毛泽东颇感意外。在与陈毅的谈话中，毛泽东特意问起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个问题的提出，既反映了中央对重要人事安排的关注，也体现了对组织程序的重视。
1949年的华东地区，面临着复杂的局势。作为新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这里既要进行社会改造，又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关系到整个区域的治理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事安排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次谈话，也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问题展开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关注的是决策过程。按照正常程序，这样重要的人事安排应该经过华东局会议讨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再做决定。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种程序上的偏差，引起了中央的警觉。 在建国初期，类似的人事安排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关系到具体工作的开展，更关系到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作风问题。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触及了更深层次的政治智慧：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如何在各种具体情况下坚持党的原则。 这次谈话虽然简短，但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不仅是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追问，更是对干部作风、组织纪律等重要问题的深入探讨。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既指出了问题，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回顾1949年10月的历史场景，正值新中国成立之际，百业待举。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华东地区作为全国经济的重要中心，面临着繁重的恢复与重建任务。陈毅同志当时身兼数职，既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又担任着上海市市长的重任。 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百废待兴。从接管城市到恢复生产，从稳定金融到改善民生，每一项工作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作为市长，陈毅需要处理大量的具体事务。工商业的调整、工人运动的指导、市政建设的推进，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同时，作为军区司令员，他还要统筹整个华东军区的军事部署。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提出时，陈毅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够忙，便推辞了这个职务，表示由饶漱石担任更为合适。这个决定看似出于谦让，实则埋下了隐患。 饶漱石当时担任华东局书记，在得知陈毅的推辞后，他很快做出了反应。然而，在这个重要的人事任命过程中，饶漱石并没有按照组织程序，召开华东局会议进行讨论。相反，他直接以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报告，推荐自己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的重要职位，本应经过集体讨论后再做决定。饶漱石的做法，使得他既担任华东局书记，又身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在职务上超越了其他大区的领导人。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与陈毅的谈话中，指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告诫陈毅，过分的谦让并非总是正确的选择。有些时候，看似谦逊的态度，可能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尤其是面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让步反而会助长不正之风。 这次谈话的内容，深刻揭示了建国初期干部作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谦逊确实是中国传统美德，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但是，在涉及党的原则性问题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立场。 毛泽东用＂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这样生动的比喻，提醒干部们要时刻保持政治敏锐性。这不仅是对陈毅个人的告诫，更是对全党同志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