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聂荣臻逝世前，嘱咐秘书向彭真通电话：我临终前有5点想法 “喂，彭老，是我聂荣臻——还能听清吗？”1992年2月29日傍晚，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灯光昏黄，电话另一端的彭真忍着气喘，轻声答了一句：“老聂，我挺好，你慢慢说。”这一通寒暄持续不足三分钟，却成为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留在人间的最后一次“战前动员”。 电话放下，聂荣臻吩咐秘书把录音带收好，他口述了五点想法：请健在的老同志务必保重；我的心脏好转但胃还不好；希望还能多看看改革新局；此生无憾亦无恨；世事纷纭，后人自有评说。语速慢，却异常清晰，像作战命令一样干脆。 很多人好奇，临终前他为何首先想到彭真。其实两人情谊可追溯到1920年欧陆寒窗。那时巴黎冬日阴冷，他们蜷在狭窄阁楼里用面包渣换取《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以后有了中国自己的工农军队，要记得先建兵工厂。”聂荣臻说。彭真笑：“行，算你一句准话。”七十多年过去，先有了新中国，又有了“两弹一星”，那句玩笑成了现实。 不少老兵提到聂荣臻，就会想起毛泽东的那句评语：“荣臻是个厚道人。”厚道两个字，说来简单，落到战火中却并不轻。1948年秋，阜平城南庄夜空骤响敌机，毛主席不肯进防空洞，聂荣臻红着眼喊：“这不是锄头，这是炸弹！”警卫连抬带拉，总算把主席塞进洞口。后来他只留下简单一句：“我给首长当警卫，是职责。”几乎没人记得他那天还发著高烧。 建国后，聂荣臻主动请缨，分管科学规划。外行看热闹，内行才知道，导弹卫星是烧钱的深坑。1956年8月，他把一沓预算表摊在桌上，对研究员说：“咱们没有捷径，失败也是数据。”1962年第一枚自研中近程导弹扑通落海，试验场一片低气压，他却拍拍大家肩膀：“下一发打不好，我给你们做担保再要经费。”两年后，“东风二号”成功升空，很多技师哭得一塌糊涂，他只是抿了口淡茶，喃喃：“算没丢老祖宗的脸。” 与邓小平的友谊，则像四川糌粑，粗糙却顶饱。1990年重阳，邓小平拄杖来看他，进门就调侃：“过九十算通关，你还有新任务。”聂荣臻打趣：“听你的，力争多续航几公里。”两人翻旧照，翻到法国时代的集体合影，邓小平指着照片里瘦小的自己：“那会儿我连皮鞋都买不起。”聂荣臻摇头：“皮鞋不是问题，问题是信念够不够硬。”屋里笑声不断，窗外金风正劲。 1992年春，中国为澳大利亚发射同步卫星。发射场连夜电话汇报，但4月失败的消息还是传到病房。秘书犹豫再三，还是硬着头皮禀报。听完过程，聂荣臻沉默许久，抬手示意记录：“第一，要查清技术环节；第二，对外说明必须坦诚；第三，下次发射前提前三倍自检。”医生担心他情绪波动，他却淡淡一句：“打仗哪有常胜将军？”语毕微微合眼，像是把失败和呼痛一并压回胸腔。 人们只看到他对数字、参数了如指掌，却不知他对科研人员的体恤同样细腻。1986年夏夜，他获悉邓稼先病危，马上让女儿聂力代他进京探望。许鹿希握着聂力的手，眼泪直掉：“稼先常说，没有聂帅的庇护，他什么也干不成。”那段情义，无需瑰丽辞藻。 回到病榻，聂荣臻几次让秘书把自己多年写就的手稿分门别类。技术方案一卷、指挥札记一卷、回忆录仅薄薄几十页。他说：“我不爱渲染个人经历，打仗是集体事。”秘书小声嘀咕：“可您是元帅啊。”他摆手：“那顶帽子是历史给的，给得起，也摘得下。” 5月14日夜，窗外丁香已谢，京城雨后微凉。护理员巡房时发现他呼吸平稳，以为睡熟，再看时，心电图已成一条直线。没有惊呼，没有抢救指令，他悄然走完93年路程。 骨灰一分为二：一半葬在八宝山侧柏之下，他说那树“活得像军人”；另一半送到西北实验基地，他交代要放在老式燃料箱旁，那里见证过无数“东风”“长征”的焰火。火车穿过戈壁滩，长风卷起沙粒，士兵脱帽列队。没有哀号，只有敬礼。 多年以后，导弹阵列接受检阅，巨幅屏幕短暂闪现聂荣臻的黑白影像。人群中有年轻军官低声问：“这位老帅最后留下什么遗产？”老参谋回答：“五句话而已，可它们里头装着一支军、一条路、还有中国人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