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不抽中华，爱抽三毛钱一包的三七。永贵大叔不喜欢吃喝，生活比较朴素，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爱抽烟。 陈永贵不抽中华，爱抽三毛钱一包的三七 现在咱们说起抽烟，那花样可太多了。各种“华子”、“荷花”的，一包烟几十上百块不稀奇。要是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谁要是能递给你一根“中华”，那绝对是高规格待遇了。 可陈永贵呢？他当了副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抽的烟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他揣在兜里的，不是什么特供烟，也不是“中华”，而是山西本地烟厂出的“三七”牌香烟。 这烟多少钱一包？三毛二分钱。 对，你没听错，就是那个年代普通工人一天工资可能也就一块多钱的时候，他抽的是三毛多一包的烟。而且这烟还没过滤嘴，劲儿大，呛人。 有一次，外宾送给他两条上好的外国香烟，包装那叫一个精美。工作人员挺高兴，觉得这下首长能换换口味了。结果陈永贵摆摆手，说：“我抽不惯那个，味儿太淡，没劲。还是我的‘老三七’好。” 转手就把洋烟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分了。 还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他到北京当了副总理，自然少不了各种会议和应酬。那时候，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桌上摆的烟，起码也得是“中华”这个级别的。可陈永贵不碰，开会的时候，他就从自己上衣兜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三七”，点上一根，烟雾缭绕里，他那张被风霜刻满皱纹的脸，显得特别突出。 “我陈永贵离不开土地，也离不开‘三七’烟” 抽烟这个事儿，对陈永贵来说，可能不只是个嗜好。 你想想他那辈子，太苦了。从小给地主放羊，后来闹革命，搞合作社，把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大寨，愣是造成了全国的标杆。这里面花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大寨的冬天，那可是滴水成冰。陈永贵带着社员们上山修梯田，顶着白毛风，一干就是一整天。累了、冷了、饿了，咋办？他就缩在避风的石头坎儿下，划着一根火柴，点上那根“三七”烟，猛吸一口，长长地吐出烟圈，好像能把一身的疲惫和寒气都吐出去。 那根烟，就是他的“精神食粮”，是他的“提神药”。烟雾升腾中，他琢磨的是明天水渠该怎么挖，地埂该怎么垒。可以说，大寨的每一寸梯田，都浸透着社员们的汗水，也飘散过陈永贵“三七”烟的味道。 等他到了北京，身份变了，环境变了，可他操的心没变。他还是那个大寨的党支部书记，心里装的还是全国的农业和农民。据说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很不习惯。住进了钓鱼台，他嫌屋子太大，太空旷，一个人住着心里发慌。吃饭有专门的厨师，他吃不惯，就让自己的秘书从山西老家给他捎小米、玉米面，自己在屋里熬粥喝。 他的老伴儿李南奎带着孩子来北京看他，他也是让她们自己去食堂排队买饭，吃的都是最简单的饭菜。有人劝他，说你是副总理了，生活上特殊一点，没人会说啥。陈永贵听了直摇头：“我就是个农民，把我提这么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看得起咱农民。我要是忘了本，就对不起大寨的父老乡亲，也对不起全国的农民兄弟。” 这话，他说得实实在在。他不是在扮演一个“农民总理”，他就是个当了总理的农民。那根三毛钱的“三七”烟，就像他头上那块标志性的白毛巾一样，是他身份的烙印，是他与土地、与农民最直接的连接。 一根烟背后的复杂与真实 当然，咱们今天回过头去看陈永贵这个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心情是复杂的。大寨模式的功与过，历史自有评说。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也随着时代的浪潮起起落落。 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咱们今天不深入展开。但我想说的是，无论历史如何评价，陈永贵作为一个“人”的本色，是清晰的。他的朴素，他的执拗，他对土地那份深入骨髓的感情，都浓缩在那根廉价的“三七”烟里。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有他的局限性，有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可他身上那种不忘本的劲儿，那种“我是农民的儿子”的自觉，在今天看来，尤其显得珍贵。 1980年，陈永贵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回到了山西。他没有选择回到大寨，而是去了北京东郊的一个农场当顾问。他重新回到了土地上，每天种种菜，养养花，生活过得平淡而真实。 他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好了，得了肺癌。很多人都说，这跟他一辈子抽那种劣质烟有很大关系。医生劝他戒烟，他试过，但没成功。他说：“不抽烟，脑子就不转了。”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去世，终年72岁。据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手里还夹着一根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