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排长张生昊被俘后由于改造积极在10个月后被释放，然而仅过了3个月，他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死刑，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起因要从一个姑娘说起。 刘胡兰，文水县土生土长的孩子，个头不高，说话有点山西口音，但眼神极亮，做事也利索。 十三岁那年，她参加了中共妇女干部培训班，原本是跟着去学习识字绣花，结果越学越上心，成了组织里头最小的骨干之一。隔年，她就回到了老家云周西村，从事妇救会的工作，说白了，就是协助组织安顿村民、传递情报、掩护干部。 她不是那种只会喊口号的干部，而是那种谁家孩子病了，她给找药；谁家男人被抓了，她替人出主意的“主心骨”。 村里人对她的印象只有一句话：“这丫头，小身板大担当。” 可惜，和平的日子没维持多久。 1946年下半年，阎锡山调集兵力，对晋中地区发动了新一轮的清剿。 云周西村是必经之地，一下子就成了战火的前沿。与此同时，村里被换上了一个新“村长”——石佩怀，这人嘴脸复杂，一边打着乡政的旗号，一边偷偷给敌人通风报信。 搜粮、抓人、告密，一样不落。 粮食都给送去当军费了，老百姓连米汤都喝不上，恨得牙痒痒。 刘胡兰一看，不能再忍，她联络了上级干部，最终下令把这个“通敌”的伪村长给处决了。 这一处决，等于在敌人面前扔下了一封战书，摆明了要斗到底。 没多久，阎锡山的部队就反应过来，三营兵力包围了云周西村。 来的那一拨兵，里头有一个人，叫张全宝，机枪连的指导员，外号“大胡子”。 抓人那天，是1947年1月的一个清晨。 天刚蒙蒙亮，村子四面八方都被封了，枪上了膛，狗也不敢叫。 刘胡兰被邻居金钟嫂藏在炕头后头，本可以逃过一劫。但她不愿。她说：“要是我不出去，连累整个村。”说完，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屋，站到广场上，面对着敌人。 张全宝认出她，没费多少工夫就将她绑了，架到村中央。 审问不成，就搞群众斗争，想让村民站出来指认她，说她“破坏秩序”“通敌叛乱”。可不管怎么吓唬，谁也不开口，谁都不敢碰这个骨头硬的丫头。 张全宝恼了，直接搬出铡刀，摆在广场上。 当着乡亲父老的面，刘胡兰被架到刀口边。 敌人软硬兼施：“说出组织名字，留你一命。”她没搭话，只留下一句，“死也不怕，十五年后又是一个我。”随后，头也不回地走到刀下。 刀落的瞬间，广场上鸦雀无声，风都像断了气。 没人哭，也没人敢动，只有几个妇女低着头，手抖个不停。 这桩事在当地炸开了锅。 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就这么为信仰赴死，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村里老人后来回忆，说那天风大雪急，可她的棉袄一点都没颤，像是早就知道自己不会活着回来。 刘胡兰的死，没有白死。 文水县很快被解放，王震将军亲自带兵攻进县城。 阎锡山的部队四散逃命，几名参与抓捕的军官纷纷下落不明。 吕德芳，被当场认出就地处决，许得胜，藏进祁县的药铺里打杂，还是被老百姓识破举报，一审定罪，枪决伏法。侯雨寅混在俘虏队里，利用假身份混进改造班，还当了个小组长，最后还是露了马脚，逃不掉清算。 而张全宝——这个主谋、这个刽子手，他的故事最阴冷。 他当时负伤，假死脱逃，摇身一变成了“张生昊”，换了个干净的身份，自称只是个小排长。 更狠的是，他把那张让人一眼记住的胡子，一根根拔了，连脸都不让人认出来。 这个“新身份”的张生昊，之后参加了战俘改造，被分到察哈尔农垦大队劳改，表现“积极”，干活“卖力”，还被夸“转变明显”。 不到一年，他就被释放了。 他回到山西老家，找亲戚落脚，和老婆吴翠花一起卖小百货，天天摆摊、吆喝，像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商贩。 就这么安生地混了三年，没人查，也没人记得。 他原以为自己已经“重生”，以为这桩事随着战乱、随着伤疤，就会被埋进历史。 但历史这东西，最怕的就是人不忘。 1951年春，全国开展镇反运动，山西各县都在翻旧案、查漏网。 一个在观音庙前亲眼见过刘胡兰受害过程的村民，出门做买卖，偶然在街上看见了张全宝，哪怕他改了名，也没了胡子，但那张脸、那种神情，他认得。 他没多话，回村就报了案。 公安局接到线索之后立刻展开排查，很快就把这个所谓的“张生昊”重新逮捕。 调查一出，身份坐实。那年六月，云周西村又聚起了万人，只不过这回不是送别，而是审判。 刘胡兰的墓前，那场公审开得肃穆庄重。 人群里没有喧哗，只有一层一层的人围着广场，几条横幅写着“血债血还”“烈士英魂不可辱”。 当张全宝被押上台，他那点伪装就像被剥了皮，露出一个活脱脱的刽子手真面目。 证据一条条摆上来，罪行一项项读出来，有同案供词、有群众举报、有村中口述。再也没有什么“排长”可掩盖。再也没有什么“积极改造”能洗清。 判决结果，没有人意外。 那天下午，执行完毕。 消息传出去后，许多当年的老百姓，悄悄从家里拿出一朵白花，放到烈士碑下。 刘胡兰的故事，没有结束在铡刀下，而是走到了一个句号，写上了“正义”两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