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贺龙临终前思念主席，弥留之际做感人举动：又见一次毛主席 “1969年6月8日深夜，我还想再见主席一面——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病房里，贺龙咬着每个字，声音沙哑却固执。护士愣住，握着他的手不知如何作答，只能轻轻点头。 屋里药味很重，仪器的滴答声像雨点落在铁皮，节奏单调而冷。贺龙气息微弱，却坚持把枕边那本《毛主席诗词》翻到〈七律·长征〉，眼睛贴着纸张来回移动。薛明看不下去，想劝，却又被丈夫抬手挡住。两行泪水，从元帅的眼角悄悄划下。 天亮前，他吩咐警卫把一幅主席早年赠给自己的“自信人生二百年”墨迹挂到床头。身子已抬不起来，他索性让护士把毛笔塞到手里，颤巍巍照着原迹又写了一遍。写毕，他笑，说了句：“好了，我又见了一次毛主席。”周围人鼻子一酸，却不敢出声。 不同世代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已无法起身的老人，几十年前驰骋晋绥、雪夜抢占雁门关，指挥若定，一生戎马。他和毛主席的情谊，远不止“战友”二字。要追溯，得从1936年秋天的陕北窑洞说起。 那年10月，西风凄厉，枯草摇摇。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毛主席专程赶到保安迎接。两位湖南人刚握手，贺龙便用家乡话冒出一句：“主席，咱总算走到一处了。”毛主席哈哈大笑，回敬一句：“老总辛苦，身手未老。”一句话，把战马嘶鸣中的血雨腥风冲淡不少。 其实早在湘鄂西斗争时期，毛主席和贺龙就隔空关注过彼此。一个在井冈山摸索游击战，一个在洪湖岸边点燃火种，彼此名字常出现在情报里。正因惺惺相惜，陕北一握手便像久别重逢。 战争年代，信任是最珍贵的资源。抗战打响后，毛主席将八路军120师重担放在贺龙肩头，还开玩笑：“老总脾气大，对鬼子更要大。”贺龙回敬：“请主席放心，见鬼子就还枪子！”简短对话，成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序曲。山西高原风雪频仍，粮草紧缺，贺龙硬是凭着“对敌狠、能联系群众、对党忠诚”三条拧过来。毛主席在延安听闻，批示：将此经验电示各部。 1942年初冬，延河边格外冷。贺龙同薛明的婚礼是在窑洞里办的，没挂红灯，也没摆高桌。新娘刚端起热茶，毛主席突然推门而入，边脱棉帽边笑：“听说贺老总今天喜事，我来凑个热闹。”薛明慌忙行礼，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毛主席不急，先问她籍贯，再夸“找对人”，说完转向贺龙：“你这老总，传说军阀味重，我看只对敌人狠，对自己抠。”窑洞里一阵哄笑，寒气被驱散。 两年后，贺龙快五十才得长子。听到消息，毛主席在作战会议上站起身，大声说：“祝贺！五十得子，精神倍增！”会议桌上一片掌声。会后，贺龙摸着脑门念叨：“差点成爷爷的人竟当了爹，革命把一代人都打丢喽。”这句玩笑话很快传遍前线。 新中国成立那年，贺龙挥师西南。直到1953年回到北京，他才带着儿子去菊香书屋。孩子怯生生喊了声“毛主席好”，毛主席把他抱到膝上：“这不是‘一排明’嘛？”众人发笑，孩子也跟着乐，从此家里多了“又明”这个小名。家教极严的贺龙却常暗中得意：领袖对孩子的慈爱，胜过千言万语。 1954年的那场全国人大会议，会议厅外寒风透骨。会议桌上，一人一只粗搪瓷杯，茶水要自己缴费。一毛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贺龙身上真没有零钱，只能干咳。李富春掏出一枚旧硬币帮他垫付，正巧毛主席路过。主席拍拍衣袋：“我也没钱，下次一起赊，一块钱顶十次。”尴尬气氛瞬间破灭，连服务员都笑出了声。 进入六十年代，政治风向陡变。贺龙的处境，从高峰跌至谷底。他被迫搬出芍药居，只能依靠读主席诗词自我安慰。薛明说，他最常念的是〈沁园春·雪〉，每次念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停下来，低头不语。孩子们见状，不敢作声，只悄悄把翻旧了的《毛选》重新包上牛皮纸。 1963年底，主席七十寿辰。这位老人向来反对大操大办，仍照常召开会议。贺龙那时身体已不好，仍和陈毅、谢富治几人悄悄拎着两瓶湘绣酒进屋。主席一见他们，故作严肃：“怎么，又来这一套？”话未完，屋里已是笑声四起，杯中酒未碰，情义先醉。 1964年的生日，贺龙发烧到39度。中央办公厅通知晚上有政治局碰头会，家人跪着求他别去。他一句：“今天是12月26日”，便掀被坐起。到人民大会堂，他只坐在角落，看看主席，会议内容一个字没发言。散会时，毛主席发现了，轻声说：“保重身体。”贺龙僵硬地站起，敬了一个不够标准的军礼。那一瞬，很多人红了眼眶。 风暴越演越烈。1966年起，贺龙被隔离审查，读书、写字成了唯一消遣。他依旧强调：“一定要相信党中央，相信主席。”几句朴素话，被孩子偷偷记在笔记本上，如今依旧褶痕明显。 1969年春，他被转入301医院。高烧、心衰、肺水肿轮番折腾，但只要精神稍清醒，便要护士读主席诗词给他听。6月8日深夜，他突然要求挂字、写字、唱《东方红》。薛明问：“现在还折腾？”贺龙缓缓摇头：“这是礼仪，也是念想。”凌晨一点，他写完最后一笔，额头冒汗，却露出少年般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