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定军衔那年，李迎希气得牙痒痒。
他打了一辈子仗，立下不少大功，粟裕都在电报里写“谭王李兵团”，结果军衔名单一出来，他从原来说好的中将变成了少将。
这一字之差，落了一个档次，他反复琢磨：究竟是怎么了？
老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窗台上的搪瓷缸还冒着热茶，茶缸沿儿沾着他早上刮胡子时蹭上的肥皂沫。
名单就摊在桌子上，“李迎希 少将”几个字被手指戳出个小窟窿，像颗没长好的痘。
他想起上个月去北京开会，总政治部的老战友拍着他肩膀说：“老伙计，你这功绩摆这儿，中将稳当。”
当时他还笑着给对方递了根烟：“咱要的是个实在名分，中将少将都行，只要对得起穿过的每件军装。”
可现在这纸名单，像盆冷水兜头浇下来。
他摸出裤兜里的旧怀表，表盖内侧嵌着张泛黄的照片——1948年济南战役，他蹲在战壕里给战士们分压缩饼干，身后是刚攻下的城楼。
照片边角卷了毛，是当年冲锋时被弹片刮的。
那时候粟裕在指挥部给他打电话：“老李，谭震林和王建安都夸你带兵有办法，这‘谭王李’的称号，咱得让全军都知道！”
他想起同批授衔的老伙计们。
警卫员小吴昨天还跟他念叨：“张师长前儿穿中将制服来串门，肩章上的星星晃得人眼晕。”
张师长是抗战后期才参的军，职务跟他差着半级，可人家“历史清白”——没在红军时期吃过苦，没在解放战争里啃过树皮。
老李捏着怀表的手紧了紧，表链硌得手腕生疼：“咱红军时期就跟着红四方面军过雪山草地，抗日战争在晋察冀啃窝窝头，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江南，哪步没踩实？”
抽屉最底层压着本立功簿，封皮磨得发亮。
第一页写着“1935年，强渡嘉陵江，率连队突破敌军防线，记大功一次”；第二页是“1943年，反扫荡作战中率部掩护群众转移，获‘人民功臣’称号”；第三页最厚，夹着二十多封战士的家书——“李团长，我娘说您救过俺全家，等我长大也要当解放军”“李叔，我媳妇生娃了，取名叫李解放”……他翻着翻着，突然笑出了声：“合着这些都不顶用？”
下午，老战友王副军长来串门。
王副军长是少将，肩章刚别上，还带着股子新布的味道。
“老李，我替你问了总政的人。”
他把军帽摘下来，露出头顶的伤疤——那是1947年孟良崮战役被弹片划的，“人家说，你这些年职务变动太勤，从师长到纵队副司令，再到兵团参谋长，中间还去后勤部管过三个月粮草。
授衔看的是‘相对稳定期’的最高职务，你这……”他挠了挠后脑勺，“有点吃亏。”
老李没接话，盯着墙上的作战地图。
地图边角有块油渍，是1949年渡江战役时，他趴在地图上标坐标，油灯翻了泼上去的。
“你知道咱当年为啥总调动？”
他指着地图上的红圈，“济南战役刚打完，我就带着部队去淮海前线；淮海刚结束，又得去修长江防线。
不是我不想在一个地方扎根，是战场不等人啊！”
王副军长叹了口气：“我知道，可规矩就是这样。
就像分地，肥瘦得搭配着来，要不谁都不服气。”
老李突然站起来，抓起桌上的名单揉成一团。
纸团飞出去，砸在窗台上的仙人掌上，刺儿扎得纸团直颤。
“我服的是规矩吗？”
他吼了一嗓子，“我服的是那些牺牲的弟兄！
他们连授衔的机会都没捞着，我就因为调了几次岗，就该矮半头？”
那天晚上，老李没回家。
他在办公室睡的，怀里抱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三枚勋章：红军时期的红五星，抗战时期的独立自由勋章，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勋章。
月光透过窗户照在盒子上，勋章闪着暗淡的光，像三双没合上的眼睛。
后来有人问他：“后悔吗？”
他说：“后悔啥？
咱穿军装不是为了肩章上的星星，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安稳日子。
要是当年我因为中将的名头撂挑子，现在老百姓说不定还在战火里打转。”
可说完这话，他总会摸出怀表，对着照片发会儿呆——照片里的战士们笑得多甜，好像从来没在意过什么军衔。
授衔那年的冬天，老李穿着少将制服去烈士陵园。
雪下得大，墓碑上的字被盖住了，他蹲下来用手扒拉雪，嘴里念叨：“老张，你看，咱们的肩章都换了新的。”
风卷着雪花扑在脸上，他突然笑了，“不过啊，这雪再大，也盖不住咱当年挖的战壕，盖不住老百姓心里的分量。”
历史像本厚书，每一页都写着不同的故事。
有人翻到“中将”那章，有人翻到“少将”那章，可真正让书立起来的，是那些没被写进名字的人——他们用血肉垫底，用青春装订，把每段岁月都焐得滚烫。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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