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耿飚大胆写信谏言传遍组织，后来有一次遇到李先念，提及此事，李先念表示：“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它‘坏话’，我一直想说，没机会。
而李先念口中的“它”则是阿尔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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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捏把汗的事，他给组织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不合理。
这封信像一颗炸弹，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李先念见到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它‘坏话’，我一直想说，没机会。”
这个“它”，正是被当时宣传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
耿飚的“胆大”不是一时冲动，他在阿尔巴尼亚亲眼看到，我国勒紧裤腰带援助的物资被肆意浪费，马路边的电线杆用中国优质钢管打造，化肥堆在田间日晒雨淋，连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抽的烟都是我国特供的“中华牌”。
更让他痛心的是，阿尔巴尼亚人口仅200万，人均受援金额高达4000元人民币，而我国老百姓连白糖都吃不上，却要从古巴进口糖再转送给阿方。
这种“有求必应”的援助，既拖垮了我国经济，又养成了对方的依赖和攀比心理。
写这封信需要极大的勇气，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阿尔巴尼亚被捧为“反修斗争战友”，谁敢说它的不是？
耿飚甚至做好了被扣上“反对国际主义”帽子的准备，但他更清楚，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就是讲真话。
信通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转交组织，乔冠华看完直竖大拇指：“耿飚敢写，我就敢报！”
主席看到信后，不仅没生气，反而连连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这句话一锤定音，江青等人想找茬也不敢动手。
周总理更是亲自找耿飚商讨，最终组织采纳了他的建议，调整援外，逐步减少对阿援助。
耿飚的直言不讳早有传统，1953年他就写信给主席，建议出国访问别送主席像章。
因为他发现北欧人根本不敢戴，苏联也从不用领袖像当礼物。
主席爽快同意，从此外事礼品改成了折扇、风景画册。
1956年他研究历史后发现，中巴边境的坎巨提地区早已脱离中国，却仍被旧地图标为“飞地”。
他顶着“卖国”压力建议总理放弃这块名义属地，最终换来中巴边界谈判的突破。
耿飚的“胆大”背后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诚，他常说：“泥腿子出身怕什么洋人？”
从红军将领到“将军大使”，从外交战线到国防部长，他一生坚持“三敢”，敢讲真话、敢做实事、敢负责任。
1991年退休后回甘肃老区，面对群众告状，他痛心质问当地干部：“你们犯错，老百姓还会像当年一样替你们求情吗？”
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耿飚之问”，至今振聋发聩。
那封信的意义远超事件本身，它撕开了“一边倒”外交的裂缝，促使我国转向务实开放。
1970年代，中国与意大利、西班牙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交，主席直言：“什么‘明灯’，全是胡扯！”
而耿飚的名字，就此与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紧紧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