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秋，杨开慧被押刑场，他对年幼的毛岸英说：“见着你爹，就说我没对不住党。” 她把孩子的衣领掖了掖，“娘很想他。” 敌人把竹签钉进指甲时，她盯着审讯室的窗棂。“跟毛泽东撇清关系，就放你走。” 法官拍着惊堂木。血沫子从嘴角渗出来：“海枯石烂也不能。” 棉袄夹层里藏着三封家书。湖南省博的展柜里，复刻件上 “润之” 两个字被泪水泡得发皱。“我想你想疯了” 旁边，是用炭笔写的 “狱中同志缺消炎药”。收到转移信那天，她正带着农妇把传单缝进鞋底 —— 那些藏在千层底里的字，要踩着露水送进长沙城。 狱友说她临刑前很忙：把毛岸青的毛衣收了收针脚，给同监的婴儿缝补裤子，还在烟盒纸背面写 “人”“口”“手”，教不识字的难友比划。 谁都知道她本可以不遭这份罪。杨昌济的女儿，本该捏着绣花针，在《诗经》里过日子。可她偏要在稻田里教农妇唱 “英特纳雄耐尔”，在祠堂里给农民讲 “耕者有其田”。 “我是块垫脚石。” 她给堂弟的信里这么写。墨迹在岁月里晕成暗红，像刑场上没擦净的血。刽子手开第三枪时，她手里还攥着半张油纸 —— 早上给孩子包过糖，没舍得扔。 别觉得先烈离我们远。她念 “润之” 时的哽咽，是天下妻子都会有的软；拒写脱党声明时的硬，是共产党人独有的骨。那支在识字课本上写 “牺牲我小” 的笔，划破的不只是纸，更是裹在女性身上的旧时代裹脚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