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黄有良嫁给一个15岁的麻风病人。洞房花烛夜，丈夫从身后一把抱住黄有良，然而，黄有良惊叫一声，一把推开丈夫，缩在角落里，哭喊道：“你别过来，别碰我。” 2017年，海南陵水，英州镇乙堆村。 在不足十平米的瓦房里，90岁的黄有良躺在破旧的竹席上。 常年的风湿病，日夜啃噬着她衰老的关节。 然而，更深沉的痛楚，来自胸腔深处一段过往。 1926年，她降生在海南陵水一个贫瘠的黎族村落。 父亲在贫瘠的土地上刨食，母亲早年因病失明，常年卧床。 作为长女，黄有良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然而，命运的残酷远超想象。 1941年，日寇的铁蹄踏碎了海南岛的宁静。 那年深秋，15岁的黄有良正在村外的稻田里收割稻谷。 突然，几个日本兵出现在田埂上！ 他们将惊恐万分的少女拖拽回村。 在破败的茅屋里，黄有良遭受了人生第一次侵犯。 然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随后，她被强行掳走，关进了日军的“慰安所”。 白天，她被强迫为日军洗衣、做饭。 夜晚，则是永无止境的凌辱与折磨。 身体上的伤痛尚可愈合，心灵上的烙印却深入骨髓。 两年，七百多个日夜，如同身处人间地狱。 直到1943年，一位同村的长者，冒着恳求，放她回家奔丧。 或许是日军一时松懈，或许是命运偶然的怜悯，黄有良竟被释放了。 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查，家人连夜在村外堆起两座空坟，伪装成她和父亲“自杀”的假象。 随后，一家人逃往一百多公里外的保亭县深山。 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黄有良带着满身伤痕回到了故乡乙堆村。 她以为苦难已到尽头，却未曾料到，另一座无形的牢笼正等待着她。 “被鬼子糟蹋过的”、“脏了身子”，这些恶毒的流言蜚语如同附骨之蛆。 媒人踏破了门槛，却无人真心提亲。 父亲在沉重的压力下，愁白了头。 最终，邻村一户姓李的人家，儿子李伟年仅15岁，却不幸染上了令人闻之色变的麻风病。 在那个年代，麻风病被视为不治之症和“天谴”，患者及其家庭备受歧视，无人愿嫁。 两个被社会抛弃的家庭，在绝望中达成了交易般的婚姻。 新婚之夜，当那个比自己小四岁的“丈夫”笨拙试图靠近时，黄有良的身体瞬间僵硬。 丈夫的触碰，让她想到了记忆深处的恐怖！ 她猛地推开丈夫，缩到土屋的角落，浑身剧烈颤抖。 婚后的生活，是另一重地狱。 麻风病不仅侵蚀着李伟的身体，也扭曲着他的性情。 黄有良成了他唯一的出气筒，打骂成了家常便饭。 黄有良不仅要忍受丈夫的病痛和暴戾，还要承受着外界加倍的冷眼与孤立。 她曾两次怀孕，生下孩子，但一个幼年夭折，另一个则在村童的欺辱和疾病的侵袭下早逝。 她守着这个暴力和绝望的家，一守就是十几年，直到丈夫最终被麻风病夺去生命。 丈夫的死，并未带来真正的解脱。 她独自一人，在世俗的冷眼与贫困的夹缝中挣扎求生。 她沉默地忍受着一切，将所有的苦难深埋心底。 即使在最亲近的子女面前，她也绝口不提。 直到1993年，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调查员为研究日军侵华罪行，来到这里寻访“慰安妇”幸存者。 面对询问，黄有良起初紧闭双唇。 在征得儿子的理解后，这位老人，终于第一次向外界揭开了那段尘封半个世纪的恐怖记忆。 1995年，当中国大陆的“慰安妇”幸存者开始勇敢地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道歉和赔偿时，黄有良也加入了原告的行列。 她们要的并非巨额赔偿，而是一份正式的道歉，一份对历史罪行的承认，一份对她们被践踏的尊严的抚慰。 然而，漫长的诉讼之路充满艰辛。 日本政府百般抵赖，法庭一次次驳回她们的诉求。 2001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包括黄有良在内的所有中国原告的诉讼请求。 消息传来，老人眼中最后的光芒黯淡了。 晚年的黄有良，严重的风湿让她行动困难，视力也日渐模糊。 2014年，纪录片《二十二》的摄制组来到海南，镜头记录下了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 镜头前的她，平静的讲述着过往，那些伤痛。 这部纪录片，让更多国人知道了她的名字，知道了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2017年8月12日，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黄有良老人走完了她漫长而苦难的一生。 而就在她离世的同一天，《二十二》在全国公映。 银幕上，她和其他幸存老人的影像，成为控诉战争暴行、呼唤历史正义的无声呐喊。 黄有良的离世，标志着中国大陆所有曾勇敢站出来控告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原告均已离世。 她们带着满身的伤痕和未尽的诉求，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至死，黄有良老人，以及千千万万像她一样的受害者，都未能等到日本政府那一声真诚的道歉。 她的生命故事，是战争暴行刻在个体身上最深的伤痕，是传统观念施加于女性的无形枷锁，更是一面映照历史、警示未来的沉重镜子。 主要信源：（央广网——【图刊】历史的证人 她们不应被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