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国学大师季羡林，得知妻子彭德华要来北京时，转头就将大床换成了单人床，还放出狠话：“我就是死和不和她睡在一起！”30年后，彭德华去世后，季羡林甚至拒绝四万元丧葬费，气得儿子和他断交了整整十三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季羡林是中国学术界一位被高度敬仰的名字，他的一生，贯穿了东方语言、佛教文化、印度文学等多个领域，留下了大量重量级著作，他的学术地位无可置疑，但当人们视线从讲坛转向他家中的一角，便会发现，那个在知识世界里游刃有余的老人，在家庭关系中却显得格外笨拙，甚至有些冷漠。 很多人知道他是北大教授、语言学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婚姻始于一次传统的包办，上世纪30年代，年轻的季羡林还是家境贫寒的学生，父亲是山东乡下的私塾先生，母亲早逝，家中生活窘迫，那时，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在亲戚撮合下，他与同村的远房表妹彭德华结婚，彭德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性格朴实，是典型的传统农村妇女，这段婚姻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也缺乏感情基础。 婚后不久，季羡林的求学之路越走越远，1935年，他获得出国留学机会，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这次离开，竟长达十年，其间正值战火纷飞的年代，国内局势混乱不堪，彭德华独自一人留在山东老家，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她一人身上，她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靠缝补浆洗、拾荒维持生计，孩子生病也只能拖着去小诊所求医，她偶尔写信到德国，信中写的多是家中琐碎和生活困苦，却很少收到回信，季羡林忙于学术，信件往往被他随手搁在书堆里，很少认真看。 1946年，季羡林回国，带着博士学位和“海归”光环，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很快便在国内学界站稳脚跟，这时的他，已是文化精英，而他的妻子，依然是那个穿着朴素、言语不多的农村妇女，他们多年未见，感情早已生疏，但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让他们重新团聚，彭德华带着孩子从济南来到北京，希望一家人能重新生活在一起。 他们住进了北大分配的宿舍，表面上是一家三口，实际上却像三个各过各的个体，季羡林常年沉浸在教学与写作中，白天在学校，晚上在书房，吃饭时他一个人先吃，吃完后回书房继续工作，彭德华则在厨房独自用餐，他们几乎没有共同活动，也没有深入的交流，家中几乎没有笑声，更多的是沉默和回避。 1964年，彭德华因身体原因，决定长期搬到北京生活，消息传来时，季羡林的反应异常冷淡，他并不欢迎这次“团聚”，甚至主动要求将家里的大床换成两张单人床，这件事在当时被不少人知晓，成为那个学术圈不愿多谈的私事，彭德华来了，悄悄地把自己的床移到角落，从此两人分床而居，她逐渐习惯了这种冷清的生活，也不再奢望改变什么，她开始变得格外小心，每天默默洗衣、做饭、收拾屋子，连生病时都不敢打扰丈夫。 多年过去，季羡林的学术地位越来越高，成为许多学生心中的楷模，但在家庭中，他依旧保持着距离感，他很少参与孩子的成长，也不关心太太的身体状况，彭德华的健康逐渐恶化，几年后，她在北京病逝，去世那一年，她已经83岁，晚年并不幸福，也没有太多温情可回忆。 她去世后，家中面临后事安排，季羡林提出由他与儿子季承共同承担丧葬费用，各出一半，四万元的支出，在当时虽不是小数目，但以他的经济状况，承担下并非难事，可他坚持分担，这让儿子极为不满，季承认为，母亲为这个家庭付出了一辈子，父亲理应承担全部费用，父子因此争执激烈，最终关系破裂，季承愤而宣布断绝与父亲的来往，这一断，就是十三年。 在这十三年里，季羡林依旧潜心学术，出版著作、接受荣誉，但身边几乎没有亲人陪伴，他的晚年生活孤独而安静，他曾在文章中提及自己对婚姻的态度，说那是一种负担，是人生的一种拖累，这些话，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对家庭始终保持疏离，但却无法抵消他在亲情中的缺席。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父子之间才有了短暂的和解，在季羡林去世前，季承重新回到他身边，照顾起病中的父亲，这场迟来的亲情修复，虽然来得太晚，却也让这段关系有了一个勉强的结尾，但彭德华已经不在人世，她所承受的孤独与委屈，再也无人弥补。 季羡林的一生，是知识与荣耀的代名词，他在语言学、佛教史、文化交流等领域的成就，令人肃然起敬，但在家庭中，他的表现却令人唏嘘，他没有背弃婚姻，却也从未真正履行一个丈夫的情感责任，他没有离开家庭，却始终保持着情感上的旁观，他选择了学术的世界，也付出了亲情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