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赵丽华对质疑者诘问：“我们对莫言作品读了多少？比瑞典人多吗？我们对作品中的时代和人物的理解有这么深刻吗？我们是否阅读贫乏而浮躁？是否懂得尊重和理解不懂得反思和自省？ ”其实莫言的成就一直就被学界所认同，早在 2006 年，陈晓明就曾对莫言获奖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当时还把莫言和另 一位当代大家贾平凹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莫言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 但也有国内的学者质疑，认为莫言不一定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出色的，应该是莫言的某种官方色彩的身份，或是其作品没有用激烈的措辞去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表述相对委婉，他才能够获得被国内外意识形态的共同认同的机会。这些说法是否有真凭实据恐怕是见仁见智了，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严格的评选标准和规范的评选程序，莫言本人的作品和成就却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 早在2001 年，新世纪的第一年，莫言在他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的“后记”中提到他要“大踏步撤退”。他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根据莫言的解释，所谓“撤退”，“是对西方小说故事、情感模式的对抗”，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语言和讲故事的方式”，要“向民间回归，向我们的民族文化，向我们的民间口头文学来学习”，“向中国传统小说学习”。 十几年后，在2012年12月8日瑞典文学院的演讲《讲故事的人》中，莫言对自己的创作路径作了更清晰的总结：“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对于莫言的这些自我剖白，我们既不能照单全收，也不该全然否定，它们更像是作家为我们理解其创作世界留下的路标，指向其艺术源泉的核心。 毫无疑问，莫言的创作确实呈现出一种向本土和传统“撤退”的轨迹。然而，这个“撤退”的起点，是否真如他所言始于2001年《檀香刑》时期？他的“撤退”程度，又是否像他暗示的那样，直到此时才足以与曾深刻影响他的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分庭抗礼？细读他的作品，追踪他所述的“撤退”路径，我们会发现，莫言很可能从提笔写作之初，双脚就已然深深踏入中国民间叙事传统的土壤里。他的“撤退”，并非一个迟来的战略转折，更像是一种早已流淌在血液中的本能回归，其步伐远比他自己宣称的更早、更彻底。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技巧借鉴或风格模仿，而是一直“撤退”到了叙述行为本身最原始、最生机勃勃的起点——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原点。 莫言仿佛重启了那个古老的情境：篝火旁、田埂上、月光下，一群人围坐，屏息凝神，听一个声音将遥远的故事或身边的奇闻娓娓道来。他带领读者重返那种原始的讲述与聆听的共生空间，唤醒我们儿时依偎在长辈膝下听故事的集体记忆。他用一种既扎根于泥土、饱含原始生命力，又极具现代意识穿透力的方式，生动诠释着文学，尤其是小说这种文体，其最初的萌动是如何发生的。他的写作本身，就是对小说发生学的一种鲜活实践。 莫言的成长底色是乡土。一个在农村长大，小学尚未毕业就辍学参加劳动的人，对土地的气息、劳作的艰辛、尤其是民间讲述故事的热烈场景有着刻骨的熟悉。他并非主要通过书本，而是通过“耳朵的阅读”——在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中，贪婪地汲取着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养分。田间地头短暂的歇息，夏夜纳凉的团团围坐，冬日暖炕上的闲聊，每一次集体劳作的间隙，都是故事滋生的温床。在那里，经验丰富的老农、走南闯北的手艺人、甚至沉默寡言的长者，都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化身为魅力四射的讲述者。 莫言沉浸在这种氛围里，听那些光怪陆离的鬼狐精怪、荡气回肠的绿林传奇、令人捧腹的乡野趣闻，还有那些带着泥土腥味和汗味的荤素段子。这些故事的内容，连同它们独特的讲述节奏、活灵活现的语气、夸张的比喻、突如其来的转折，乃至讲述者眉飞色舞的表情和听众阵阵的惊叹或哄笑，都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中。当他拿起笔开始创作时，这种浸染骨髓的口头文学基因便自然而然地流露笔端。 他不是在后来才刻意寻找这种风格，而是从一开始，他的叙事血液里就奔涌着这种源自民间的活力。随着写作技艺的成熟和对自身创作理念的自觉，当他明确树立了向口头传统回归的旗帜后，这种源自土地、源自劳动、源自口耳相传的讲述特征，在他的作品中越发鲜明、浑厚、炉火纯青。他不仅仅是在小说内容上描写农村和农民，更在叙事的形式和灵魂上，将民间劳动中那种即时性、互动性、充满烟火气的“讲-听”情景，完美地移植、转化到了书面文学的疆域之中。他以磅礴的创作实践，实证了口头叙事传统如何在现代小说中获得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