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游泳过后患上重感冒，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于是求助一位老中医治疗，可老中医却说：“必须要答应我三个条件！” （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山东青岛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酷爱游泳的毛主席抽空前往青岛海水浴场畅游。 然而，这次游泳后，年逾花甲的毛主席不慎患上了重感冒。 起初，随行的保健医生采取了常规的西药治疗。但连续服用几副药后，毛主席的病情并未好转，咳嗽不止，精神也受到影响，这让保健医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担忧。 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舒同同志得知主席病情后，向保健医生推荐了山东省的名老中医刘惠民。 刘惠民在山东中医界享有盛誉，医术精湛，但保健医生也听闻他有时会采用一些带有“以毒攻毒”理念的治疗方法。 考虑到治疗对象是毛主席，保健医生内心十分犹豫，既希望中医能见效，又担心用药安全。 刘惠民，1898年出生于山东沂水县一个普通农家。 他自幼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1916年拜当地名医李步鳌为师，系统学习中医。 通过多年刻苦学习和实践，他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 20世纪20年代，他前往沈阳，进入名医张锡纯创办的“奉天立达中医院”深造，后又考入上海一所著名的医学院校学习。 学成后，他回到家乡行医，医术日益精进，成为当地颇有声望的医生。 他不仅医术高明，更怀有医者仁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在家乡山区创办医药教育机构，培养医护人才支援抗战。 1938年，他毅然加入八路军，担任医务处主任，后又在地方负责药铺和“山东大药房”的工作，并担任卫生合作社社长和制药厂经理。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他带领团队改良中药剂型，培训人员，制成近百种药品，为根据地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接到为毛主席看病的任务后，刘惠民深感责任重大。 他仔细了解了主席的病情和之前的治疗经过，经过认真诊察，他认为主席的感冒虽重，但并非疑难杂症，自己有把握用中药治愈。 然而，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消除保健医生和其他人员的顾虑。 为此，他提出了三个非常具体的要求 第一，由舒同书记的夫人亲自拿着他开的药方去药房抓药； 第二，抓回来的药必须由舒同夫人亲自煎煮； 第三，煎好的药必须由舒同夫人亲自看着毛主席服下。 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他才肯开方。 舒同书记对刘惠民的医术非常信任，他曾亲身体验过刘医生的治疗效果。 听到这三个要求后，舒同书记当即表示完全支持，并郑重承诺： “刘医生的医术我是信得过的，我夫人会严格按照要求去做。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我愿意承担责任。” 有了舒同书记的信任和担保，刘惠民才得以安心地为毛主席诊治。 他详细诊脉、察舌苔、问病情，然后开出了一张药方。 舒同书记的夫人严格遵照刘惠民的要求，亲自抓药、煎药，并看着毛主席服下每一剂药。 在刘惠民的精心治疗和舒同夫人的细心照料下，毛主席的感冒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咳嗽减轻，精神也逐渐恢复。 经过几个疗程的调理，毛主席的身体基本康复，连困扰他已久的失眠问题也有所改善。 这次成功的治疗，让毛主席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惠民的医术以及中医的疗效有了更深的认识。 毛主席对中医的信任并非始于青岛。 早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缺医少药，条件极其艰苦。 当时的红军医院里，既有西医，也有中医。 对于许多内科疾病，尤其是缺乏西药的情况下，中医中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地取材的中草药，成为救治红军伤病员的重要资源。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提到过中医的作用。 后来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西医治疗效果有限，疼痛难忍，影响工作和休息。 当时，开明人士李鼎铭先生主动为毛主席诊治。 李鼎铭先生精通中医，为毛主席开了中药方。 尽管毛主席身边的保健医生对使用中药有顾虑，但毛主席基于在井冈山时期对中医的了解和对李鼎铭的信任，坚持服用了中药。 结果疗效显著，他的风湿性关节炎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 这次经历加深了毛主席对中医的认可。 此后，他与李鼎铭先生多有交流，探讨中西医结合发展的问题，并在陕甘宁边区倡导和支持建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药社等机构，李鼎铭还担任过中医训练班的班主任，培养中医人才。 青岛这次用中药治愈感冒的经历，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中医的又一次体现。 而刘惠民医生提出的那三个看似特殊的要求，其核心在于确保用药过程的绝对可靠和透明，以高度的责任心打消了保健医生对中药安全性的疑虑，最终促成了这次成功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