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戴笠首次踏足天津日租界的军统联络点，他盯着站内花名册许久，突然扭头对站长陈仙洲撂下硬邦邦的话：“余则成这年轻人，天津站怕是容不下他。” 1945年12月的中国，刚刚熬过八年抗战，日本投降才几个月，全国上下都在忙着收拾残局。天津这地方更是个大杂烩，尤其是日租界，之前被日本人占着，现在好不容易收回来，可底下暗流涌动。军统，也就是国民政府的调查统计局，正忙着在这儿扎根，戴笠作为头子，自然得亲自来看看。这时候的天津站，既要对付共产党的渗透，还要盯着日本残余势力，任务重得像座山。 戴笠这人，在当时的名声可不小。有人叫他“中国的希姆莱”，不是夸他，是说他手狠、心硬。军统从一个小单位发展成几十万人的情报网，全靠他一手操盘。到1945年，他已经干了十几年，算是国民政府里数一数二的实权人物。可这时候的军统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派系林立，底下的人为了争权夺利，没少互相使绊子。 天津站的情况就更复杂了。地理位置太关键，挨着北京，又是港口城市，谁都想在这儿插一脚。抗战刚结束，外国租界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退，日本投降后留下的特务、汉奸，还有趁乱发财的投机分子，把这地方搅得乌烟瘴气。军统在这儿设联络点，说白了就是想赶紧把局面稳住。可站里的人呢？有的是老资格的特务，觉得自己资历深，不服管；有的又是新来的，手脚不干净，想借机捞一把。 再说说戴笠为啥会关注一个年轻人。虽说余则成是电视剧里的角色，但军统里确实有不少年轻骨干。那年头，能进军统的，要么有背景，要么真有两把刷子。天津站这种地方，任务多、压力大，一个有本事的年轻人要是崭露头角，很容易被上面盯上。可问题来了，这种人要是太能干，站里的老家伙们就不乐意了，怕自己的位置不保。戴笠那句“天津站容不下他”，听着像是点出了这层矛盾：有才的年轻人，偏偏卡在个乱糟糟的小地方，施展不开。 军统内部的风气也得提一提。戴笠管得严，可他自己疑心病重，底下的人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就怀疑是不是要反水。1945年这会儿，国共谈判表面上还在谈，实际上两边都在暗地里较劲。军统的任务不光是对外，内部清洗也没停过。天津站要是真有个厉害角色，戴笠多半会想，这家伙到底是忠是奸？能用还是得防？ 再往深了说，天津站的局限还不光是人际关系。1945年底，国共之间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共产党在华北的势力越来越强，国民党这边却有点力不从心。天津这么重要的地方，军统想守住，可资源、人手都跟不上。一个有潜力的年轻人待在这儿，要么被埋没，要么干脆跳槽——这也不是啥稀奇事，那几年军统里叛逃的人可不少。 戴笠来天津的时间点也很微妙。1945年12月，离他死也就三个月。1946年3月，他坐的飞机失事，至今还有人猜是谋杀。天津站的事，可能就是他最后几次实地跑动之一。他要是真看中了什么人，多半是想赶紧提拔起来，给军统多留点后手。可惜，他没这机会了。他一死，军统就跟散了架似的，内斗加外压，很快就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