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山西一名中年男子去旧货市场淘书。突然，他被旧书中滑落的几张泛黄的纸片吸引，后来，居然找出了84张这样的黄纸。他激动地问摊主：“老 板，怎么卖？”精明的摊主狮子大开口：“3000元！”没想到，男子说：“行，帮我保管好，我马上去筹钱！” 这个老人是56岁的退伍老兵王艾甫，闲逛的他在地摊前仔细翻拣。 当他拿起一本残破的《太原战役资料选编》时，几张破损的纸页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人名、年龄、籍贯信息，一些名字旁还打标注着“通知未达”！ 这些阵亡通知书，究竟为何会沦落市场？ 1941年，王艾甫出生于山西左权县，他骨子里刻着对军人的崇敬。 18岁参军入伍，先后奔赴援越、援老战场，亲历枪林弹雨，目睹战友牺牲。 战争的残酷与失去袍泽的锥心之痛，成为他心底最深的烙印。 退伍后，他转业成为检察官，退休后迷上收藏与战争相关的历史物件，试图在泛黄的史料中触摸那段烽火岁月。 这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一位老兵对历史、对牺牲者难以割舍的责任感与共情。 因此，当那叠阵亡通知书意外地出现在眼前时，他感受的是一种近乎宿命的使命感。 这些被遗忘在旧书摊的英魂，需要有人带他们回家！ 最终，他捧着用东拼西凑的3000元换回的84张纸页，履沉重地回到家中。 他将八仙桌清理得一尘不染，和妻子一起，戴上老花镜，拿起放大镜，如同考古学家修复文物般，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辨认工作。 纸页历经近半个世纪，早已脆弱不堪，字迹或被水渍晕染模糊，或被虫蛀残缺不全。 许多籍贯信息还停留在旧行政区划，“崞县五区”、“祁县三合村”这些地名早已湮没在历史变迁中。 王艾甫翻出新旧地图，查阅地方志，四处打电话咨询，像解谜一样，试图将那些模糊的地址与今天的行政区域对应。 最棘手的是郝载虎烈士的记录，籍贯栏写着“祁县三合村”。 王艾甫翻遍祁县地图也找不到这个村子。 他不死心，找到县民政局求助。 工作人员搬出尘封多年的1953年老档案，终于查到“三合村”后来合并到了古县镇。 当王艾甫带着资料寻访到古县镇时，村里的老人一听“郝载虎”的名字，拍着大腿，声音哽咽。 “载虎娃当兵走后再没音信！” 原来，郝家背负了半个世纪的“叛逃”污名，在村里抬不起头。 2005年，当民“革命烈士证明书”郑重送到郝家时，郝载虎年逾古稀的侄儿，接过证书，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这一刻，王艾甫更加确信，他手中这些发黄的纸片，不仅关乎身份认定，更关乎一个家族的清白与尊严，关乎英烈身后应有的荣光。 然而，为866名烈士寻亲，无异于大海捞针。 王艾甫最初的尝试充满挫败。 他按照纸片上的地址，满怀希望地向全国各地寄出信件，却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半个世纪的时光，足以改变一切，父母早已离世，兄弟姊妹或已不在，地址几经变更，村庄甚至不复存在。 王艾甫没有气馁，他开始“笨办法”，跑烈士陵园。 年近花甲的他，骑着自行车，背着水壶和干粮，跑遍了太原市及周边大大小小的烈士陵园。 他一块墓碑一块墓碑地查看、核对，用矿泉水冲洗掉碑上的尘土，仔细辨认每一个名字、籍贯。 在核对完近4000座墓碑后，他找到了几十位与登记册信息相符的烈士安息地。 但这远远不够。 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艾甫在太原举办的抗战藏品展上展出了这84份阵亡通知书。 这个举动，让一位湖北籍记者被深深触动，拍下了其中11位湖北籍烈士的信息带回武汉。 几个月后，好消息传来了，记者找到了云梦县钟垸村郝载虎烈士的亲属！ 2005年11月8日，王艾甫亲自将阵亡通知书的复印件送到钟垸村。 村口，十万响鞭炮震耳欲聋，村民们用最隆重的仪式迎接英雄“归来”。 当王艾甫将通知书交到郝载虎堂弟手中时，老人抱着证书，哭得像个孩子。 郝载虎的“归家”，极大地鼓舞了王艾甫，也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此，王艾甫的寻亲之路不再孤单。 媒体的报道让这个故事传遍全国。 山西省军区送来了更完整的战役档案，民政部门协助核对信息。 来自河北、湖北、河南等地的志愿者纷纷加入，有退休教师翻查县志，有退伍军人建立寻亲网站。 王艾甫抵押了房产，花光了积蓄，十几年间，足迹遍布13个省份，行程超过30万公里。 他挤绿皮火车，坐长途汽车，甚至徒步穿越塌方的山路。 自行车骑坏了三辆，只为将一份份迟到了半个世纪的“归家证”，送到烈士亲人的手中。 2013年，他已成功为114位烈士找到了亲属。 然而，长期的奔波劳累也透支了他的健康。 这一年，王艾甫不幸罹患脑梗，行动不便。 但他牵挂的，仍是那些尚未“回家”的名字。 王艾甫用半生光阴，诠释了何谓“老兵不死”，何谓对历史的敬畏，何谓对牺牲最深的铭记。 主要信源：（光明网——83岁退伍老兵王艾甫：27年送200名烈士“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