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舒同被撤销职务，毛主席着急：谁叫他下去的？他还是省委书记 “1960年10月12日，中南海，警卫低声禀报：‘主席，舒同现在在章丘，正忙着抗灾。’”毛主席抬头，眉头紧锁，“谁批准他下去的？他还是省委书记！”短短一句，现场气氛陡然紧张，所有人都明白主席急的不只是职务，更是那位老友的身体。 舒同的调动并不突然。那年秋天，黄河以北歉收又遭水灾，章丘乡亲缺粮缺种。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刚被免，他仿佛松开一口气，主动向组织申请去县里任第一线书记。用他的话说，“我在山东一干就是十几年，群众落难，我心里搁不住。” 消息传到北京，却触动了毛主席对另一段往事的记忆。1932年漳州战后，硝烟还未散尽，一个矮个青年指挥战士清点弹药。毛主席大步走来，先看人，再看地上的弹壳，笑道：“我认识你，舒同同志，我见过你的字。”大个与小个，一握手，友谊的种子就埋进战地黄土。 几年后，陕北旬邑。当地前清翰林萧芝葆被邀出山，他自诩学问高，不愿与“泥腿子”红军为伍。毛主席并未恼火，只叫来舒同：“写封信，让他看看共产党也有读书人。”舒同铺纸挥毫，十几行走笔如飞，既谈家国，也谈民生。翰林读罢折服，当夜回书：“愿为边区效力，惟望当面请教笔者。”见面时，萧老先生惊得直捋长髯：“如此文墨，竟出一位血气方刚的小伙！”从此，舒同“笔杆子”的名头，跟随红军一路传到了延安。 1943年，形势吃紧，中央决定让舒同南下山东整饬根据地。他初到胶东，白天深入村头地边，晚上点灯批材料，三个月跑遍五十多个区乡。有人打趣他个子不高路程却走得快，他自嘲：“子弹扫不着的身高，赶路也有优势。”幽默中透着劲头。 建国后，1954年中央又派他回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那几年，山东搞农田水利、修胶济铁路复线、筹建胜利油田，毛主席三次到山东调研，每次必与舒同单独谈心。青岛那次会议，毛主席夜里失眠又着凉。随行医生投鼠忌器，舒同却一口咬定：“找刘惠民老中医！”药方里有量大的附子、细辛，护士们犹豫，他夫人拍板：“药我来熬，出了事找我。”三剂下去，主席鼻音轻了，精神足了，临别握着舒同的手，“你这家里，不止出书法家，还出‘御医’呀！” 然而“大跃进”造成的困难摆在眼前。1960年初夏，山东部分地区颗粒无收。舒同多次向中央请示开仓放粮、调剂种子。10月，他的职务被调整。表面看是正常轮岗，实则也是给他减压。没想到一脱帽，他立即往章丘跑。冲进灾区第四天，他就病倒在土炕上，高烧不退。县里同志急电济南、省里再急电北京，这才有了中南海那声“谁叫他下去的”。 毛主席的担忧不无道理。舒同年过五旬，患有高血压胃溃疡，却总拿半截香烟当午饭。中央电报催他回济南治疗，他坚持等到第一批救济粮和冬种麦种全部到位才撤离。后来回忆那段日子，他说：“干部要站在最险的地方，这话听多了，可真做起来不简单。” 病好后，他被调往陕西任省委常委分管文教。陕西是革命圣地，舒同重新拿起毛笔，为延安大学题写校名，也为西安碑林补刻《沁园春·雪》。有人劝他多写字少操心，他笑着摆手：“字是写给后人看的，眼下的事不能耽误。”一如当年毛主席对他那句“他还是省委书记”，这位安徽人把“官”看得淡，把责任看得重。 1960年代后期，两人见面的机会减少，但书信仍旧往来。毛主席偶尔批注：“小舒，此字稍瘦，可肥一点。”舒同则回：“大字要胖，小字要瘦，我偏爱瘦金，不知可否。”信里交锋，比枪声温柔，却同样掷地有声。 若论战功，舒同不及林罗刘徐；若论党务，他也非周刘陈邓那般显赫。可在毛主席心里，这个矮个子同志用脚板丈量过土地，用笔锋打动过人心，用倔劲守过百姓的锅台。他被撤职，主席急；他自请下乡，主席叹；他带病抗灾，主席又欣慰又无奈。这种关切，并非一句“友谊”能概括，更像是两位老兵在岁月残酷磨砺中结下的信赖。 今天翻看档案，我们仍能看到当年那封致萧芝葆的手书，墨迹厚重，字里行间透着骨气。正因为有这样的人，组织的决定才总能落到田间地头，落到百姓饭碗。山东人说，舒同走后，章丘的麦子第一年就返青。麦苗不会说话，可风吹过，谁都能听见哗啦啦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