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享年59岁。 时年32岁的宋庆龄夫人身着素黑丧服，神情哀戚地肃立在丈夫灵柩旁。灵堂左侧依次站立着孙中山之子孙科，以及孙科之子、孙中山的嫡孙孙志平。 宋庆龄面容憔悴，眼含热泪，与孙氏子孙共同守护在逝者灵前，场面庄严肃穆。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的北京依旧料峭，铁狮子胡同的青砖灰瓦在晨光里显得格外清冷。 小院西厢那间房里传出微弱的呼吸声，宋庆龄守在床侧，孙科与汪精卫静立窗边，偶尔交换一个眼神。九点二十五分，秒针落下那一点，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生命悄然停顿。 外面街巷空旷，北风卷起枯枝，掠过院门悬挂的黑纱。 此后近百年，世人提及这一刻，总爱说他是在协和医院病逝，死因则被笼统写作肝癌。 许多人把这两条当成常识，以至连教科书都鲜少追问细节。 可熟悉档案的人知道，那只是一次历史记忆的误位移：病体是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做防腐，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地方却是顾维钧旧宅，也就是铁狮子胡同二十三号；真正摧毁他身体的主凶并非肝脏本身，而是胆囊癌和胰腺癌的联手扩散。 误会从手术那天说起，孙中山一月二十六日入协和，同意剖腹探查。 主刀邰乐尔打开腹腔后，发现肝部硬得像上了漆的木板，癌块已沿胆总管一路侵蚀。 若按原计划切除局部组织，极可能立刻休克，手术组只得改为抽脓并缝合，勉强减轻压力。 病历用英文写得很直白：primary carcinoma of gall bladder and pancreas with liver metastasis。那是当时最精准的诊断，却在外界流传中被一句“肝癌晚期”概括，久而久之就生了根。 手术后不久，镭锭放疗陆续上阵，连续照射加上止痛吗啡，让病人有了几天相对安静的夜晚。 宋庆龄握着他的手，轻声读信报给他听，说广州商团运动已告一段落，旅日华侨来电慰问，徐世昌也托人送来鲜花。 病人微微点头，又闭目养神。 二月十七日晚，协和院方递上一封措辞克制的函件，告诉家属“暂无生存希望”。 家里人商量片刻，决定把他接回行辕。夜色刚深，医护人员抬着担架，穿过灯影昏黄的金鱼胡同，拐进张自忠路。 京城的冬夜一点也不留情，救护车驶过时，街边巡警还抬手敬礼。 进了小院，秘书处贴出一纸公告：谢绝拜访，询问病情者一律门外回话，政务交由国民政府代理。不少人仍想托关系进去，门房只说：“先生得静养，改日吧。”这份克制像极了屋里那位病人一生的行事作风——忙碌多年，到头来只想安静收尾。 有人提议中西结合，说北京有位陆仲安医术精到，也许能缓一缓症状。 陆大夫到来时，孙中山躺靠枕头，脸色蜡白。号脉毕，他默不作声，在外间桌旁写方。 头两剂中药入口，病人的夜里少了翻身呻吟，脚踝浮肿竟略有消退。 第三剂一过，中午突发腹泻，排出黑便。陆仲安收起听诊器，对守在一旁的宋庆龄轻轻合掌，算是尽力了。 克礼大夫跟在后头检查，确认肝脏继续胀大，只能加强止痛，改口服液体食物。 屋内药香混着甘油味儿，光线摇晃，窗外枯枝被剪影般映在白墙上，好似一场无声的哀乐。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病人仍想着国事。 孙科拿出纸笔，他缓缓口述，叮嘱统一、联俄、扶助农工三条方略不可偏废。 墨水写到半页时，手指使不上劲，宋庆龄按住纸角，让他歇口气。旁人记得他那时语调平稳，没有太多情绪波动，好像谈的不是烈火烹油的政治，而是家里后院哪株玫瑰该移栽。 夜深人静的小院，经常能听见西墙外胡同里传来的足音，吊唁的人怕惊扰，脚步都放得很轻。 守夜的警卫讲，最晚的一批往往是老百姓，手提竹篮，篮里放一卷素绸或一束白花，默默站几分钟就走。 三月十二日清晨，铁狮子胡同空气干冷到让人鼻腔发涩。 内室里，脉搏微弱得像细线，逐渐停顿。宋庆龄俯身合上他的双眼，泪光在眼眶里打转却没落下来。孙科低声通知门外众人，汪精卫扶墙站定，孔祥熙则摘下眼镜默立。 屋里一时无言，只余旧式座钟的滴答声。 医生签字确认死亡时间后，家属决定将遗体再送回协和做防腐，再移往中央公园让公众告别。 正是这番往返，把真实的去世地点盖上了协和医院的标签，从此口口相传难以纠正。 消息传出，北京街头挂起白幡，电车慢行致哀。 报馆加印号外，茶楼里议论声嗡嗡作响。普通市民排队赶往中山公园想见最后一面，有人带了未拆封的香烟，有人手里举着写着“先生千古”的纸牌。 几天后，灵车驶出城门，经过西直门的城楼时，被留影师捕进镜头。 四年之后，灵柩运抵南京紫金山脚。 陵寝尚未完工，棺木暂厝于香山碧云寺。 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山间石阶铺好，柏树初成，国民党政要汇集山顶，才完成安葬。 那一天，钟山脚下万人齐唱《国父纪念歌》，有人放飞了一只白鸽。 数十载后，游人徜徉在石阶与丹霞般的宫墙间，多半只记得孙中山葬于此，却鲜有人追溯他病逝北京、辗转出京的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