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一次大会上，杨显东鼓起勇气批评陈永贵，表明大寨的罩子必须要去掉，不然就会让农业发展受限制，此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因为大寨模式就连主席都推崇过... 大寨的故事要从20世纪60年代说起。那时候，中国农村正经历粮食短缺和自然灾害的考验。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通过集体劳动和大规模农田改造，把贫瘠的山地变成了高产田。1963年，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农业的旗帜。陈永贵也被塑造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从一个普通农民一路升到国务院副总理。 大寨模式的核心是依靠集体力量改造自然。修梯田、建水渠、开荒地，这些做法确实在短期内提高了产量。全国各地闻风而动，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据统计，从1964年到1978年，数亿农民参与了这场运动，大寨村每天接待的参观者络绎不绝。然而，热潮背后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很多地方不顾自身条件，硬套大寨的做法，结果是土地退化、水土流失，甚至劳民伤财。更麻烦的是，一些干部为了政绩，虚报产量，把问题掩盖起来。大寨的“奇迹”开始让人怀疑，它到底是真榜样，还是被吹出来的泡沫？ 杨显东早就看出了大寨模式的毛病。他在南方水稻区调研时发现，有些地方为了学大寨修梯田，把湿地搞坏了，农民累得半死，收成却没上去。在北方，他看到过度开垦导致土地沙化，生态破坏严重。他多次在小范围会议上提意见，但那时候大寨是“金字招牌”，谁敢公开说不行？杨显东的看法被压了下来，可他没放弃，一直在等机会。 1979年，改革开放刚起步，中国开始反思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得失。那年，全国政协会议把农业问题摆上了桌面。杨显东知道，这是他为农业科学发声的时机到了。他带了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准备在会上把话说清楚。 会议那天，陈永贵坐在前排，头裹白毛巾，一身朴素农民打扮，气场很足。杨显东上台后，直截了当地说，大寨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它的问题不能再捂着了。他拿出数据，比如山东某地因为硬学大寨，农田沙化严重，还有南方水稻区修梯田带来的生态破坏。他讲得有理有据，强调农业得因地制宜，走科学路线，不能被大寨的框框套死。 他的发言像一枚重磅炸弹。陈永贵是大寨的象征，也是政治局委员，他的权威不容置疑。可杨显东偏偏挑明了这些问题，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有人赞同，有人沉默，但谁都清楚，这场发言的影响不会小。 显东的话果然起了作用。1980年，陈永贵在压力下辞去副总理职务。不久后，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的报告，承认大寨模式有夸大宣传和实际困难。调查发现，大寨那些年新增耕地近10万亩，但代价是300多人丧命，1000多人受伤，粮食产量虚报了好几亿斤，还得靠外部支援才能撑下去。这跟“自力更生”的宣传完全不符。 政策也开始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了，农民有了自主权，干劲儿一下子起来了。杨显东的科学理念有了用武之地。他跑遍各地，推合理施肥、轮作技术。比如在河南，他指导农民种绿肥作物，几年后土壤肥力上来，产量涨了两成。他还办培训班，教农民怎么看土壤、治虫子，特别接地气。 80年代，农业现代化加速了。机械化水平提高，小型拖拉机、收割机普及开，化肥用得更科学，高产种子也推广开了。数据显示，1980到1985年，农业机械人均功率涨了近30%，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农村贫困率大幅下降。杨显东晚年把精力放在培养年轻人上，亲自上课，传授经验。他说，农业的未来在年轻人手里，田间才是最好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