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内阁制度是如何走向失控的 明朝内阁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在明朝的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从明成祖时期正式确立开始，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机构，协助处理政务，起初确实帮了大忙。可随着时间推移，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尤其在某些时候，内阁成员甚至爬到皇帝头上，操控朝政，搞得整个制度完全失控。 内阁制度的起源 内阁制度的根子得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那会儿。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干掉了左丞相胡惟庸，顺手废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想把所有权力攥在自己手里。他搞了个新体系，让六部直接向皇帝汇报，六部尚书得听皇帝的。 可这套设计有个大问题，皇帝每天要处理的奏章和事务堆成山，根本忙不过来。为了喘口气，朱元璋开始用翰林院的学者帮忙处理文书，这些人被叫作“内阁大学士”，干的是起草诏书、批阅奏章之类的活儿。那时候内阁还没正式成型，但已经埋下了日后发展的种子。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内阁制度才算正式上轨道。朱棣为了平衡功臣和文官的关系，挑了解缙、胡广等七人进文渊阁干活，内阁的雏形就这么出来了。当时的内阁就是个秘书班子，内阁大学士品级只有五品，权力不大，顶多提提建议、处理处理文书，没啥决策权。皇帝靠“票拟-批红”制度管事：内阁大学士对奏章提个处理意见（票拟），皇帝拿红笔批一下（批红），然后执行。这套流程让皇帝牢牢抓住决策权，内阁也就是个跑腿的角色。 权力扩张 不过，随着皇帝一代代换人，内阁的权力慢慢变大了。尤其在仁宗和宣宗时期，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些能人因为才干过硬又忠心，深得皇帝信任，他们的建议基本都被采纳，内阁的影响力一下子就上去了。 到了宣宗那会儿，内阁大学士的地位更进一步，品级升到正二品，朝中排位超过六部尚书，弄得有点“没丞相的名头，却干着丞相的活”的意思。尽管如此，皇帝还是能管住内阁，想否决建议就改票或者干脆不批。 到了嘉靖年间，内阁的权力开始有点收拾不下了。严嵩当上首辅，长期把持朝政，决策全是他说了算，连皇帝都被他架空。他靠收贿赂、安插亲信，把官职任命攥在手里，六部尚书在他面前跟仆人似的跑来跑去，内阁的权力直接压过六部。严嵩这么一搞，内阁就成了他个人的工具，完全背离了帮皇帝干活的初衷。 再到万历初年，张居正当首辅，跟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搭上线，一起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居正推了一堆改革，比如考成法、一条鞭法，加强中央集权，行政效率也提上去了。他还弄了个从内阁到六部的监督体系，政令执行得顺畅了不少。 可他的权力实在太大，连圣旨都能代写，直接插手六部的事务，内阁的地位高得离谱。张居正对官员管得严，有一次因为某省督抚税收没达标，直接下令鞭打，把整个官僚体系都震住了。可他一死，改革成果立马崩盘，家产被抄，连尸骨都没保住，这也看出内阁的权力多依赖个人，根基不稳。 中后期还有个大麻烦，就是朋党之争。比如嘉靖年间的“大礼议”，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跟皇帝因为皇帝生父的封号吵翻了天。杨廷和按礼法坚持要尊皇帝的伯父为皇考，皇帝偏要尊自己的生父。这事表面上是礼仪问题，其实是皇权和相权的较量。最后皇帝赢了，杨廷和等人被撵走，但这事儿暴露了内阁想用礼法压皇帝的野心，也看出内阁在政治斗争里挺脆弱。 到了万历后期，东林党跟浙党、齐党这些派系斗得不可开交。东林党人觉得自己是清流，老批评时政，抨击权臣，其他派系就抱团反击。派系斗争让内阁的决策全看谁的利益，国家的长远计划没人管，政策变来变去，朝政乱成一团。比如“国本之争”，万历皇帝迟迟不立太子，朝臣吵得不可开交，内阁也掺和进去，政局动荡得不行。 宦官的干扰 宦官插手朝政也是内阁失控的一大推手。到了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趁着皇帝迷上木工，慢慢把朝政抓在手里。他靠司礼监的批红权，直接管政令，内阁的票拟权成了摆设。魏忠贤还大肆整东林党人，搞出“乙丑诏狱”这类冤案，一堆正直官员被杀或撵走，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内阁成员像顾秉谦这些人，为了保命只能当魏忠贤的傀儡。魏忠贤牛到在全国给自己建生祠，官员百姓还得去拜，权力大得吓人。这时候内阁完全没了自己的声音，政令全是魏忠贤说了算，制度彻底崩了。 内阁失控对明朝的政治稳定打击不小。首先，权力都攥在少数人手里，腐败满天飞，决策也老出错。严嵩贪得无厌，张居正专权过头，都伤了国家的元气。其次，派系斗争和宦官干政把中央权威搞得稀碎，内忧外患来了根本应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