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在昆明见到了自己的初恋女友张若名，两人一起回忆曾经在一起的时光，周恩来还问她：想不想去北京工作？ 1955年4月，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专机途经昆明时短暂停留。 他没有惊动当地政府，而是直接前往云南大学，与两位老友共进午餐——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 这次重逢距离两人初识已过去36年，1919年天津爆发五四运动，17岁的张若名正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21岁的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求学，两人因领导学生运动结识。 那年7月，天津学生联合会组织抵制日货活动，周恩来和张若名等2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在警察厅的拘留所里，他们度过了半年时光。 出狱后，两人与其他志同道合的青年成立了“觉悟社”，张若名代号“珊”，周恩来代号“翔”。 1920年，觉悟社的多名成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张若名和周恩来都在其中。然而到了法国，两人的人生轨迹开始分野。周恩来很快投身革命组织工作，1922年在巴黎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 张若名则更专注于学术研究。她在里昂大学攻读文学，同时为国内杂志撰写文章。《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理论文章都是她的作品，周恩来常将这些稿件带回国内发表。 1924年，张若名因担心身份暴露影响学业，主动退出了共青团组织，专心学术。1925年，周恩来在广州与邓颖超结婚，张若名则继续在法国求学。 1930年，她以论文《纪德的态度》获得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 有趣的是，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安德烈·纪德看过她的论文后，亲自为其法文版撰写了推荐序。这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极为罕见，足见其学术功底。 1931年，张若名学成归国，先后在北平中法大学、昆明云南大学任教。 她精通法语、德语，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 抗战期间，她在大后方坚持教学，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1955年那次重逢，周恩来向张若名发出邀请，询问她是否愿意到北京工作。当时中央正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急需高水平的学者。 张若名考虑后婉谢了这个邀请。她已经在云南扎根多年，更愿意在大学里继续教书育人。 周恩来尊重了她的选择，临别时转达了邓颖超的问候：“小超让我向若名姐问好。” 这种相处方式体现了周恩来一贯的待人原则，1962年，他在与陈毅夫妇谈心时曾说：“感情如放风筝，线要握在手里，但不能拽得太紧。” 这句话或许也适用于他与张若名的关系——保持联系，但不强求一致。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 而在私人关系中，他同样践行着这一原则，尊重朋友的不同选择。 张若名的后半生并不平顺，1958年，她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不久后去世。1980年，有关部门为她平反昭雪。 据档案记载，周恩来得知张若名去世的消息后，专门指示云南省委妥善处理后事。 回顾两人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不同选择。周恩来选择了直接参与革命和建设，成为共和国的奠基者之一。 张若名选择了教育和学术，在象牙塔中培育人才。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报效国家，周恩来在政治舞台上为新中国赢得国际地位，张若名在讲台上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外语人才。 道路不同，初心未改。从天津的觉悟社到昆明的重逢，从巴黎的求学到各自的人生道路，这段跨越几十年的友谊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 它告诉我们，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归宿。 1955年那次午餐后，两人再未相见。 但那份始于青春理想、延续至人生暮年的友谊，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写照。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当年觉悟社的信条：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 （信息来源：金台资讯——周恩来坦对婚恋：“不做妻子可以成为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