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自己开厂，一年赚七八百万，村长打电话叫男人捐款十几万给村里修路，于是男人就问

男人自己开厂，一年赚七八百万，村长打电话叫男人捐款十几万给村里修路，于是男人就问了村长一个问题，村长哑口无言。男人问道：“村长，村里修路是好事，可为啥要我捐这么多？村里其他人又捐了多少？”村长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蹲在车间角落掐灭第三根烟时，村长的皮鞋尖正碾过地上的铁屑。注塑机轰隆隆吐着塑料件，他扯着嗓子喊“大强啊”，声音被机器吞得只剩尾音。我抹了把脸上的机油站起来，看见他背后停着辆锃亮的帕萨特——去年村里修文化广场，他号召大家捐钱时骑的还是二八杠。 “修路是好事，”我把扳手扔在工作台上，金属碰撞声惊飞了窗沿的麻雀，“可前儿我路过村东头，见王寡妇家猪圈漏了顶，她想凑钱修都找不着人。咋到我这儿，就张口要十五万？”村长的中山装领口沁出汗渍，手指在裤兜里搓着手机，屏幕亮了又暗。车间里的风扇吱呀转着，吹得他稀疏的头发贴在额角，像片蔫了的菜叶。 去年捐给文化广场的三万块，后来听说买音响剩的钱，被村会计填了自家鱼塘的账。这事没人明说，可前阵子我去镇里开会，听见副镇长指着广场上锈迹斑斑的健身器材直摇头。现在他又来要钱，身后那辆帕萨特的车牌，还是托我在城里找关系办的靓号。 “村里老少爷们都看着呢，”村长往我身边凑了凑，烟味混着他身上的雪花膏味，“你厂子一年挣那么多，多担待点是应该的……”“应该？”我抄起桌上的订单甩过去，A4纸飘落在他脚边，“上个月环保局来查，说咱村排灌渠堵了，全是上游养殖场的粪水。我花钱清淤的时候，咋没见谁站出来说‘应该’？” 他弯腰去捡纸，后颈的褶子堆成核桃纹。车间外传来货车鸣笛，是拉货的司机在催。我盯着他手里的手机，突然想起去年重阳节，他在微信群里发过张照片：敬老院的老人围着台旧电视看戏曲，身后墙上挂着的锦旗，写着我的名字。可我明明捐的是台新彩电。 “李叔前儿还找我借钱买降压药，”我踢了踢脚边的废料桶，铁锈簌簌往下掉，“您说村里要修路，是该家家户户凑份子，还是盯着某个人的钱包薅？”村长把订单叠了又叠，塞进中山装口袋时，我看见他袖口露出块金表——上次选举前，他还戴着电子表在村口讲“清正廉洁”。 货车又在按喇叭，阳光透过沾满油污的窗户，照得他脸上的汗珠亮晶晶的。我没再说话，转身去开配电箱，机器重新轰鸣起来，把他欲言又止的话全碾进了齿轮里。 捐钱修路本是好事，可当“自愿”变成按财富排名的摊派，当乡邻情谊成了道德绑架的筹码，这钱该怎么捐才算公道？要是你遇见村长这样的“劝捐”，会怎么问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