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92年，堂堂隋朝宰相杨素，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将自己心爱的女人乐昌，许配给了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那叫花子上来就牵起乐昌的手，乐昌低着头，一句话没说，也没挣扎。杨素坐在一旁大笑，转头吩咐下人好吃好喝地款待那叫花子，临走还赏了他们一大笔路费。 这事一传出来，朝中哗然。有人骂杨素疯了，有人说他玩得太过分，也有人看得更深，开始揣测他到底在搞什么局。 乐昌不是普通女人。她原是陈后主的胞妹，陈亡后入隋，被编入宫中，后来成了杨素的妾。按理说，这种出身背景，哪怕是战败国的余脉，也不至于沦落到“送人”的地步。但杨素偏偏就干了。 他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醉酒胡闹。他是故意的。 杨素出身北周贵族，少年时就因智谋过人被宇文邕赏识。等到了隋文帝手下，他一路高升，从兵部到中书，手握兵权，又有实权，还文能起草制诏，武能统兵出征。灭陈之战后，他被封楚国公，地位一度直逼皇亲。他既有军功，也有才名，一张脸上常年挂着冷笑，谁也看不透他心里在算计什么。 乐昌就是在那场南征之后，被送进宫的。 杨素第一次见她，是在隋宫北苑。彼时的她不过十七八岁，脸蛋白净，身量修长，不言不语，却有一股说不出的孤冷。他一眼就记住了。后来托人走了一圈程序，把她接进府里，安排在最靠近书房的偏院。院子不大，四面绿竹，却安静得很。从那年起，乐昌成了杨素最宠爱的女人。 但宠爱归宠爱，杨素从没让她插手内宅事。正室郑氏是朝中门阀，长子杨玄感又是立储之争的筹码，他不敢也不愿让乐昌搅进家族纷争。她就像是他生命里的一块温玉，能拿出来看，却不能放进炉子烧。 这一切都还算平稳，直到592年那一天。 那天早晨，杨素坐在厅上，盯着报事官刚送来的几封信。信上写的是前陈旧臣在江南活动的密谋，有人正试图以“乐昌尚在”作号召，鼓动复国之心。这事虽然闹不大，但足以惹事。他沉默半晌，写下一行字：“分与乞儿，散其妄念。” 当天下午，他叫来了府里的下人，安排市井叫花子入内。那个乞丐又脏又臭，脚上的草鞋只剩半只。他站在大厅里，连话都说不利索。但杨素看着他，眼神里却带着兴味。 他把乐昌叫出来。她站在那里，看了一眼厅下的乞丐，又看了一眼杨素，没有说话，只是低下了头。那乞丐走上前，抓起她的手，拉着往外走。她没反抗，也没流泪，脚步稳稳地跟着离开。 杨素笑了，大笑三声，扔下几锭银子，让人打包食物，送上路。他把这一切做得毫不遮掩，仿佛就是一出公开的戏。 可故事远没完。 几天之后，乐昌和那叫花子在城南渡口再次出现，手中拿着的，是一面破碎的铜镜。有人认出，那是她入隋前与旧夫徐德言的信物。原来这一切，早有安排。 当年入宫前，乐昌与丈夫徐德言在陈朝分离，约好将一面铜镜一分为二，若有来日重逢，以镜为凭。多年后，徐德言找到机会混入隋都，一边查找消息，一边托人接近杨府。他扮作乞丐，借口要饭混入杨宅，终于在那天，被杨素“看上”。 有人说，杨素识破了他的身份。也有人说，他根本就是故意放她走。 毕竟，那段时间，朝中风声紧。有人借故挑刺，有人暗中构陷。乐昌身份特殊，是陈后主之妹，留在杨府总是祸根。与其坐等被人抓住把柄，不如亲手放她离开，既了情，又断根。 更何况，这样一场“送人”的戏，看似荒诞，实则正中下怀。既震住了那些想搞事情的南朝旧臣，又给了自己一个从容脱身的机会。他不怕丢面子，反而乐得借这场风波，成就一段“名臣大度”的佳话。 日后再说起来，乐昌与旧夫重逢，执镜相对，泪流满面。两人离开都城，南归江陵，隐姓埋名，归田读书。她不再是宫中妾，也不是王府宠，她只是一个南方女子，终于回到那个原本该属于她的家。 而杨素，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依旧执掌朝政，权倾天下。直到602年病死，他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个名字。有人说他绝情，也有人说他深情，只是懂得适时放手。 这段故事，真假参半，被写进《本事诗》《两京新记》，又在唐代诗人李益的笔下添了几笔情绪。从“破镜重圆”到“宰相放妻”，世人记得的，是那面铜镜和那个送人的背影，却少有人看到，那背后藏着多少宫廷波诡。 权臣的温情，从来不是靠感情维系的，而是要算进政治账里。杨素那日放她走，是心软，也是心狠。他知道留不得，也救不得，唯有放才是解。 而乐昌，那个沉默低眉、不言不语的女子，最终还是走出了那座高宅大院，带着自己的那半面铜镜，重新捡起了命运的缝隙。 从此，“破镜重圆”成了成语，也成了旧时女子最哀艳也最执拗的盼望。只是没人再问，那铜镜破过之后，即便合上，还有原来的光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