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法国巴黎，57岁的张大千携妻子徐雯波拜访75岁毕加索。当时毕加索脾气古怪，拒绝和张大千见面，没想到张大千请身边女翻译亲自前去联系，毕加索这才答应见他。 这事儿听着像个小插曲，实则背后火药味十足。中西两位画坛巨匠，一个扎根东方山水，一个引爆西方抽象；一个身披长袍、墨染指尖，一个赤膊上阵、油彩飞溅。两种语言，两种世界观，两种对艺术极限的表达方式。若不是张大千亲自出马，动了脑筋，这场会面根本没戏。 那年5月，张大千已经漂泊海外七年。他不是流浪，是主动离开。他画的是传统山水，却早已不愿困死在四尺宣纸上。敦煌回来后，他要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光影缠在一起，缠成他自己独有的风格。 卢浮宫馆长乔治·萨勒一纸邀请，把他和几十幅敦煌壁画复制品请到了巴黎。张大千来了，带着徐雯波，也带着铺天盖地的绢本与宣纸。展览一开，人潮拥挤。法国人第一次看见有人能把千年前的佛像临得神形兼备，又把墨彩泼得比抽象画还灵动。 有人开始拿他和毕加索作比较。一个东方老虎，一个西方狮子。媒体吹得热闹，观众看得热血，可张大千却沉住气。他不想只做文化桥梁，更不愿被贴“东方奇人”的标签。他想见毕加索，想把这个顶级的“敌手”亲自看一眼。 见面这事，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真难。两人当时都是各自文化圈的巅峰人物，可惜层层人情和面子，反倒变成最大障碍。张大千请了赵无极、常玉、潘玉良帮忙，他们都不敢答应。这三人也算是留法名流，谁都明白毕加索性情难测，贸然登门就是自取其辱。 见人也一样，得讲究气场、胆识、时机。 他没写信，也没转托，而是请翻译直接打电话。不是秘书，不是使馆，而是他身边的中国女翻译，拨通了毕加索家的座机。 电话那头，接的是雅克琳——毕加索当时的女伴。她听了来意，并没有立刻拒绝，而是说，明天毕加索在瓦洛利镇的陶艺展会露面，或许可以在那里安排见面。张大千听完，也没多说，准备第二天动身。 这一步走得漂亮。主动出击，避开层层中间人，直接把“是否见面”的问题交给了毕加索自己。艺术家讲究直觉，讲究气味投合。翻译电话里的诚意打动了雅克琳，张大千的名头也早已传到毕加索耳中。这才有了接下来的转机。 7月29日这天，尼斯阳光正好。上午11点半，张大千一行抵达毕加索在“加尼福里亚”别墅。不同寻常的是，毕加索穿了整齐西装，打了领带，还擦了皮鞋——对他这种常年打赤膊作画的人来说，简直是国家级礼遇。没人要求他这么做，他就是自愿的。外界都看出来了：他重视这个对手。 屋里静悄悄。张大千进门，没带画，也没带助手。他要看的是人，不是场面。走进毕加索画室，他愣住了。墙上挂满了中国画临摹作品——不是人送的，是毕加索亲手画的，模仿齐白石。鱼、虾、墨竹、老松，一应俱全，墨气尚存。 这不是偶然的兴趣，这是一次“自我挑战”。毕加索早就研究中国画多年，但只摸着皮毛，笔墨气韵总差一口气。他想从齐白石那儿借来骨头，却画出来一堆“筋脉不通”的仿品。张大千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他用的是毛笔，可没用中国的手法；他临的是形，却没进神。那种自由的“笔断意连”，不是靠仿能仿出来的。 这一刻，张大千心里生出点复杂的情绪。一个西方艺术之父，竟然这么执着地试图“进入”东方画法，而国内却还有那么多人只盯着西方的光影和焦点透视。他没说破，只是静静站着，把这些画一幅幅看过去。每一笔，都透露出毕加索的挣扎与执着。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外人无从得知他们到底聊了什么。只知道那天午餐时间，毕加索请了厨子，用最好的红酒招待张大千。两人坐在别墅阳台，面对地中海吃饭，偶尔指着远处山头挥手示意，偶尔低头若有所思。没有翻译的时候，靠手势沟通；听不懂的时候，就用画笔来解释。 饭后，张大千赠送了自己一幅《泼墨荷花》，那是他刚试水泼彩技法的代表作。毕加索没说话，只是接过来，用双手举起，细看半晌，然后点了点头。这幅画后来挂在了他画室墙上，直到毕加索去世。 见面结束，张大千没留片言，只留下了“观其人，知其画”的评价。他从没把毕加索当偶像，也不愿被当成东方异术。两人各自代表的是两个文明的绘画极限——一个追求解构再建，一个讲究写意内化。看似对立，实则相通。 毕加索这次破例见人，后来成了西方画坛的一段佳话。也有人说他没“赢”张大千，甚至被抢了风头。但张大千根本不在意输赢，他要的，是眼对眼地确认对方是否值得尊敬。 那天走出别墅，张大千回头看了眼那栋白墙红瓦的房子，没说一句话。他知道，自己这趟来，不是为了喝红酒，也不是为了画评，而是为了给世界证明一件事：中国画可以不靠翻译，就站在世界面前。 这场会面，不是握手寒暄的外交秀，也不是跨文化的和解仪式，而是两位顶级画家用行动证明：再大的文化鸿沟，只要有真本事和真诚，都能跨过去。 而从那天起，巴黎画坛开始正视一个名字——张大千，不只是东方的画家，而是世界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