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周养浩被押回监房后，二话不说，提起一张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一旁的宋希濂眼疾手快，伸臂一挡，小板凳摔到了地上。 随后宋、徐远举把周拉到一旁，问他出了什么事，周气得差点说不出话，指着沈醉大骂：“问这个党国叛徒，无耻小人！” 宋、徐二人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早前他们两人都被提审过，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字，周被提审回来，就发生了眼前这一出。 原来，周被审完签字时，偶然间看到了对他的处理意见，即“建议判处死刑”，还看到了沈对他的揭发材料。 其实，周、徐、沈此三人，死千万次都不足以抵他们犯下的罪行，如今成为阶下囚，反倒忌惮起死刑来了。 沈醉在他的书中，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写得很“和谐”，或许是后期改造的成果，但在被捕之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张。 徐远举、周养浩二人都是在昆明被抓捕的，而沈醉则是在起义通电上签过字的，并且将云南军统人员名单、武器、电台、文件等都上交了，还交代了徐远举、周养浩的去向，致二人很快被抓。 沈醉在1980年时才被认定为起义将领，其实在卢汉宣布昆明起义时，他以为自己不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可以获得起义将领待遇，如果被认定，那么他根本就不会与徐、周一起关在监狱，所以，他对于交代问题还是积极的。 没想到卢汉把他关进了昆明陆军监狱，但即便如此，由于《云南日报》上刊载了沈起义通电和他的亲笔手令，看守们及监狱里关押的人员都对他还是高看一眼。 他可以在监狱内四处走动，还可让看守给他买东西、送信、打听外面的情况，在他母亲和妻子生日时，还有人帮他往香港发祝寿、问候的电报。 而且在监狱内不少人都是他的旧部下，这些人还像过去一样，对他又敬又畏，甚至千方百计地讨好他、关心他。 比如吃饭时在他的馒头里夹个纸条，让他保重身体；为了让他开心些，拉着他打牌，还每次都让他赢。 更有意思的是，虽身为囚徒，除了不缺钱用，还有人来探望他，而且这些人还不是一般人，而是昆明的一些大资本家，如西南银楼的老板孙子顺，说他是英雄蒙难，迟早有翻转的一天。 当然在这些人中，肯定不包括徐远举、周养浩，徐骂他是“叛徒”，而周则讽刺他说：“你出卖了我们，卢汉怎么没给你一官半职，还是把你关起来了？” 对于“叛徒”，沈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他知道徐、周二人杀人太多，民愤很大，他既然参加了起义，如果把他们放走，那他就不好交代了。 为了缓解他与徐、周二人的矛盾，他常常把朋友送给他的食物和钱转送给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但他们毫不领情，见面依然对他讽刺不停。 1950年3月，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进驻昆明，实行了军管，卢汉便把沈、徐、周等人交给了军管会。 解放军接管后，旧的管理人员大都被裁撤，管理制度一下严格了许多，沈醉在狱中先前的“地位”不复存在，他的情绪也忽然恶化。 因为他没有被认定起义人员，所以，他认为这是“卸磨杀驴”，同时对自己在起义时的所做所为，也认为是坏了自己的“名节”。 令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台湾刺客郑世勋被抓后，在监狱里对他说，毛人凤对他通电起义十分痛恨，他来昆明就是专暗杀他们这些起义人员的。 沈醉听后，犹如被当头猛击一棍，心里非常恐惧，对香港的家人亦十分担心，心理上一直在寻求机会与台取得联系，以求台方面的谅解。 并且他还下定决心，决不会再配合共产党，决心在狱中与共产党对抗到底，以为母亲和妻儿“赢得”一个相对平安的政治环境。 当沈醉在经历了这些事情后，他的思想从乐观转为悲观，从积极转为消极，没有了一切特殊待遇，在地位上，与徐、周二人无异，此时，不论在沈，还是在徐、周，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此时都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才有所缓和。 因此，后来沈醉延迟到达重庆时，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当我被送进楼房时，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惊喜地围过来问长问短，他们是早几个月前被押来重庆的。”，看上去似乎一片“祥和”。 不过沈醉在第二批就得到特赦，这是令徐、周二人没想到的，徐远举后来病死于监狱，周养浩在最后一批被特赦，出狱后，亲人都在台湾，他本想赴台，但台不允，后来去了美国，死于异国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