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沈醉去天安门参加阅兵仪式，看见毛主席身边站着的女人，吓得他当场差点魂飞魄散！这个女人是谁？沈醉为什么吓成这样呢？
1958年秋，天安门城楼上，沈醉站在观礼的人群中，他的目光越过下方欢呼的人海，定格在毛主席身旁一个身穿靛蓝色旗袍的女性身上。
仅仅一眼，沈醉的心脏就猛地一缩，一股寒意从脊椎窜遍全身，还好他死死抓住一旁的栏杆，才没让自己当场瘫软下去。
那个女人，就是宋庆龄，而这份几乎让他魂飞魄散的恐惧，根子埋在二十多年前的南京。
那还是1934年的冬天，军统局长戴笠把三张照片甩在桌上，对年仅24岁的沈醉说，照片上这位孙夫人，是领袖的“重要人物”，要对她实施“保护”，让自己“看着办”。
所谓“保护”，这沈醉心里门儿清，不过是为了一场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
他很快在宋庆龄住宅对面租下一栋小楼，架起望远镜，开始了日夜监视，可望远镜里，看到的却总是宋庆龄为难民施粥的身影。
那些清晨，令这位自诩专业的特务头子油然而生一种荒诞之感，竟觉得自己才像那隐匿于阴沟的老鼠。
当然，一开始他并没想这么多，他派人渗透，却被警惕性极高的宋庆龄一一识破；他寄恐吓信、打骚扰电话，想从精神上击垮她，可对方非但没被吓住，反而愈发公开地揭露国民党的行径，搞得他灰头土脸。
沈醉恼羞成怒，甚至策划在宋庆龄身边制造一场血案来“敲山震虎”，结果派去的人连宋庆龄的边都沾不上，几次三番无功而返。
后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沈醉策划了一场伪造车祸，连结实的德国轿车和防弹玻璃都备好了，计划先把人撞成重伤，再由自己人控制的医生在医院里“了结”她。
谁知，计划还没实施，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就察觉到了风声，骨肉情深，她直接冲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大吵大闹，蒋介石哪里敢承认，一番抵赖后，只能下令取消行动。
到了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宋庆龄的猜忌变本加厉，刺杀令再次下达到戴笠手里，戴笠又再次派沈醉执行。
当时的沈醉策划趁日军轰炸之机浑水摸鱼，可宋庆龄的反侦察能力实在太强，加上身边忠诚的护卫，他的计划又一次泡了汤。
几次折腾下来，沈醉也算看明白了，这位孙夫人根本不是他能动的，他这个所谓的军统王牌，在真正坚定的信仰面前，不过是个跳梁小丑。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949年，沈醉在昆明被捕，从一个抓人的人，变成了被抓的人。
他曾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毕竟手上血债累累，然而，共产党却给了他改造的机会。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日子，像一把钝刀，慢慢磨掉他内心的硬壳。
管教干部让他读《论持久战》，读《红岩》，当看到书里那个以他为原型的特务头子“严醉”时，他把自己关了三天三夜。
出来后，他交出了一沓厚厚的材料，把当年军统的刑讯逼供手段画得清清楚楚，同监的杜聿明打趣他：“老沈这是要把心肝脾肺肾都掏出来晒晒？”
时间就这么来到了1958年，当沈醉接到通知，可以作为改造积极分子去天安门观礼时，他激动得几乎不敢相信，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在城楼上看到那个让他恐惧了一辈子的女人。
恐惧的浪潮退去后，是一种更深的震撼，他看到，宋庆龄的目光始终望着游行队伍，神情庄重而宁静，自始至终没有朝他这边看一眼。
她或许根本没认出他，或许认出来了，却完全没把他放在心上，这种彻底的无视，比任何报复都更有力量。
沈醉忽然感到一阵无地自容的羞愧，自己处心积虑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在对方的格局里，他甚至连一个仇人都算不上。
回到监狱，沈醉在观礼入场证的背面，用蝇头小楷写下一行字：“见宋先生如见照妖镜，方知自己罪孽深重。”
这一面，成了压垮他旧思想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开始发自内心地忏悔，痛骂蒋介石的虚伪和国民党的腐败。
直到1960年，沈醉被特赦，周恩来总理握着他的手说：“历史账，要交给人民来算。”
晚年的沈醉成了一名文史工作者，写下大量回忆录，将自己和军统的罪恶公之于众，他主动申请去重庆红岩村当讲解员，每当讲到杨虎城将军遇害的细节时，常常泣不成声。
在沈醉的一生中，宋庆龄的宽恕无疑是他人性转折的那个“开关”，但或许，促成他彻底转变的，还有更多。
是当年《论持久战》里揭示的历史必然，是功德林里平等的人格对待，更是他亲眼所见的新旧社会对比下，那股无法否认的人心向背。
他曾是历史阴暗角落里的一把凶器，而最终，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亲手为自己称出了灵魂的重量。
【信源】中国侨网——沈醉和他的母亲2006年05月0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