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强占香港后，道光皇帝一天之内连发四道上谕：严惩琦善；并派新任钦差奕山赴广东“一意进剿”；严令前线将领要极力攻剿“夷鬼”，切勿使其留有余孽，致生后患；令两江总督裕谦进剿北上的英军，“歼此丑类”。自此至1842年五月下旬，道光皇帝一再发出各种“痛歼蛮夷”的上谕，可是前线却仍然是节节败退，一败再败，将帅大多争相逃命，士兵则大多溃不成军。 1841年1月，英军强占香港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气得拍案而起，一天之内连发四道上谕：严惩“卖国”的琦善，派奕山奔赴广东进剿英军，命令前线将领死命攻打“夷鬼”，还让两江总督裕谦拦截北上的敌人。可惜，皇帝的怒吼声还没散去，前线就传来了坏消息——清军一败再败，将帅跑得比谁都快。 英军占领香港后，道光皇帝彻底坐不住了。他认定琦善这个两广总督太软弱，谈判中没守住底线，直接导致香港落入敌手。于是，第一道上谕下得毫不留情：革去琦善一切职务，抄家流放，摆明了要拿他开刀。琦善倒也不是什么英雄，他在谈判桌上瞻前顾后，既不敢硬碰英军，又怕担责，结果惹怒了皇帝，也没保住地盘。紧接着，道光皇帝派了皇室成员奕山当钦差大臣，带着“进剿到底”的命令赶往广东。 奕山听着挺威风，可惜是个军事菜鸟。他到广州时，清军的家底让人看了直摇头：大炮锈迹斑斑，士兵连枪都拿不稳，士气更是低到谷底。反观英军，船坚炮利，火力压得清军喘不过气。奕山硬着头皮组织了几次进攻，可没打几下就撑不住了，最后在广州城下举白旗，签了个丢人的《广州和约》，还赔了一大笔钱。这哪是进剿，分明是送礼去了。 道光皇帝第三道上谕更狠，要求前线将领拼尽全力剿灭英军，别留后患。可现实呢？将领们压根没这心思。浙江提督余步云就是个典型例子，镇海守城时，他先是嚷着投降，见裕谦不同意，就编了个理由说家里有事要回去。结果英军一来，他跑得比兔子还快，留下部队稀里哗啦全散了。类似的事在各地上演，将帅一逃，士兵自然也跟着乱成一锅粥。 第四道上谕给了两江总督裕谦，说是要他挡住英军北上的脚步，把这群“丑类”全歼了。裕谦算得上清朝官员里少有的硬骨头，他亲自上阵指挥，死守镇海。可惜，他手下的兵跟不上趟，武器也差得远，英军一轮炮火下来，守军就崩了。裕谦眼看大势已去，投水自尽，成了这场战争里让人叹息的悲情人物。 从1841年1月到1842年5月，道光皇帝一次次下令“痛歼蛮夷”，语气越来越急，命令越来越严。可前线呢？清军像是散装的，连个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仗打到这份上，不光是士兵不行，将领无能，更大的问题是清朝整个体系都烂了根。 先说军队，装备老掉牙，连英军的炮弹都打不过，更别提什么反击了。士兵没训练，军饷还常被克扣，谁愿意卖命啊？再看将领，大多想着保命升官，哪管什么国家大事。腐败更是无处不在，上头拨的军费层层剥皮，到前线就剩个零头，连修炮台的钱都敢贪。 清朝闭关锁国太久，跟世界脱节得厉害。英国人靠着工业革命，船快炮猛，清朝还在用老掉牙的刀枪，根本不是一个量级。朝廷光喊口号有什么用，底子不行，再怎么吆喝也翻不了盘。 不过话说回来，这失败真是铁板钉钉没救了吗？其实也不完全是。如果清朝早点醒悟，肯学点洋人的技术，造点像样的武器，再收拾收拾贪官污吏，把军队好好练一练，未必会输得这么惨。可惜，朝廷里大多是守旧派，一提改革就跳脚，觉得学洋人是丢脸的事。加上官僚体系一团糟，谁也不想担风险，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英军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