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4年未出门的小木匠，刚刚还和妻子打情骂俏，接着就被冲进门的警察逮捕，他却松了口气：“报应可算来了！”
那年，浙江东阳县横店镇的四万人公审大会上，随着一声枪响，四十多岁的木匠单银昌的生命彻底终结。
然而，在那之后听到的，不是围观老百姓的叹息声，而是激动人心的叫好声和掌声。
平日里看起来老实巴交、窝在家里干木匠活的男人，究竟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能引发这么大的公愤？
实际上这都和一位叫刘英的革命烈士有关系，1929年，他下定决心参加了红四军，在部队里做些管账、写文书之类的具体工作。
在革命队伍里打磨了一阵子后，他参加了多次反围剿战斗，逐渐被提拔为营领导乃至师级干部，成为了军队里能独当一面的重要成员。
1935年初，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路途之后，他被留下来，在国民党蒋介石视为自家后院的浙江、福建交界地带，挑起了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这副重担。
不过，这地方可不好待，老蒋怎么也无法容忍自己的“后院”里燃起革命的火焰。
刘英和他的战友们，就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点一点把战斗坚持下来，慢慢开辟出几块游击根据地，队伍也在战斗中不断锤炼、壮大，而这让老蒋感到极度的愤怒和不安，下定决心要拔掉这颗眼中钉。
1941年秋天，刘英身边一个极为亲近的警卫员李小金经不起诱惑，叛变了。
1942年2月，老蒋知道抓到了大名鼎鼎的刘英，心里盘算的不仅仅是解决一个“敌首”，他还有些另外的打算。
他知道刘英的声望和能力，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又是许诺高官厚禄，又是给予特别待遇，希望其能改换门庭，为国民党效力。
但刘英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无论敌人开出多么诱人的条件，他就是丝毫不为所动。
即使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依旧对看守的士兵进行劝告，告诉他们要认清真正的方向，别一条路走到黑。
1942年5月，一道冰冷的命令直接下达到了负责关押刘英的当局手里：“即刻处决！”
而执行者正是一开始所提及的木匠，那时，他不过是国民党军队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卒。
1942年5月18日，刘英同志在浙江永康方岩山脚的刑场上英勇就义，当时年仅36岁。
他的人生本可以绽放出更夺目的光彩，如果他能够活到革命最终胜利的那一天，以他过往的功绩、威望和指挥才能，成为共和国耀眼将星中的一员，获得人民长久的敬仰。
这一切，都止步于刽子手单银昌那罪恶的子弹，而他在替国民党卖命的那些日子里，到底欠了多少普通老百姓的血债，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数得清了。
1949年，老蒋的军队狼狈不堪地向台湾岛逃窜，单银昌这类手上沾血太多的特务小兵，也嗅到了危险逼近的气味，慌慌张张地挤在那些急于逃亡的人群里，一心想着跟着国民党政府逃去台湾。
可就在逃亡前夕，他想起了还留在老家的结发妻子，赶紧跟约好一起上船出逃的人商量，说请等等他，让他先回家接上妻子，最多耽搁两天。
然而，等他带着妻子赶到码头时，载着国民党残余人员逃离大陆的最后一班船早已离开。
回到老家的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惧深渊，总疑心街角或者村口会不会埋伏着追捕他的人，更怕遇上曾经的熟人把他认出来，整日坐立不安，连睡梦中都常常惊悸而醒，汗透衣衫。
高度神经紧绷的生活状态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他的第一任妻子实在撑不住，在长期的担惊受怕、颠沛流离中一病不起，最终撒手人寰。
从1949年错失那班逃命船算起，到1956年被捕，他在这山村小屋里整整躲了14年，这些日子对他来说根本不是生活，而是漫长的煎熬，他家的大门几乎永远紧闭着，不敢迈出院门。
他的异常举动也引得村里人指指点点，他的妻子也很无奈，虽然她觉得这个男人脾气古怪，不乐意出门交际、干活挣钱，但干活还算勤快，整天埋着头做家具。
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每隔几天就把做的那些小板凳、小桌子之类的家具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掉。
1956年，天刚蒙蒙亮，妻子照例背起几件小凳子和小桌，踏上了去集市的路，他一个人留在家中，没一会，门被猛地推开了。
只见几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神色严肃地出现在门口，他们只简单交代：“跟我们到局里走一趟，需要调查你与外面某些势力有来往的事。”
他只是木然地抬起头看着警察，既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沉默地跟在警察后面走出了这座他躲藏了14年的牢笼。
就在跨出家门的那一刻，他反而感到全身绷紧的弦突然松了下来，到了公安局，他将自己当年怎么受命杀害刘英，以及曾经替国民党卖命时手上沾过的其他血债，全都坦白交代了。
当刘英这个名字出现在笔录材料里时，立刻引发了高度重视，罪恶最终受到严厉惩处，公道自在人心。
他被执行枪决的那个下午，横店镇那个简陋的法场周围挤满了愤怒的群众，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信息来源：《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8卷）》、《浙江省志·公安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