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周总理竟遇刺，保护总理的20多名警卫，最后仅幸存了4人，到底是谁这么大胆行凶？ 1937年4月25日清晨，周恩来赶赴西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红军改编事宜，全力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出行卡车上有包括警卫人员在内的25人随行，其中就有红军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军委参谋孔石泉，以及担任周恩来副官兼警卫参谋的陈友才，这位与周总理身材相仿的年轻人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 卡车驶入甘泉县劳山地区的湫沿山峡谷地带时，危险已然潜伏在山林深处。当地土匪头目李青伍纠集了200多人的武装力量，在此设下埋伏。后来的调查证实，李青伍团伙此次行动的情报，来自潜伏在当地的国民党特务冯长斗，此人密报了周恩来的行程细节。 上午十时左右，宁静的山谷骤然被密集枪声撕裂，埋伏在两侧山头的土匪同时开火，密集的子弹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 首当其冲的卡车驾驶室玻璃瞬间粉碎，司机双腿被子弹击中而失去行动能力，轮胎也被打爆，卡车失控瘫痪在狭窄的山路中央，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身处险境。 腿部首先中弹的陈友才，强忍剧痛拒绝了战友的搀扶。他挺直身体，暴露在敌人最容易观察到的位置。他出发前特意换上了与周恩来相似的西装和礼帽，刻意模仿着周总理的浙江口音，镇定而大声地下达着掩护和反击的命令。 李青伍匪徒的火力被陈友才这一“目标”牢牢吸引，大部分子弹疯狂地射向他的位置。这为真正的转移创造了极其宝贵的机会和空间。趁着敌人火力被陈友才牵制的瞬间，周恩来在张云逸、孔石泉及警卫员曹鸿都等人的拼死掩护下，迅速从敌人火力相对薄弱的卡车右侧成功突围，艰难地向劳山深处茂密的丛林中撤退。 当陈友才最终倒下时，他付出了生命的最高代价。土匪们为了确认“目标”，蜂拥而至，从他的西装口袋里搜出了一张印有“周恩来”三字的名片。这更让他们狂喜地确信击杀了重要人物。丧心病狂的匪徒在陈友才的遗体上连刺二十余刀，其状惨不忍睹，足见仇恨与凶残。除陈友才外，陈国桥等共十一位战士也在激烈的抵抗中当场壮烈牺牲。 这次伏击战的惨烈程度超乎想象，车上二十五名人员中仅有四人得以脱险——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和警卫员曹鸿都。枪声传到了三十里铺的红军兵站，驻守部队立即意识到情况危急，火速集结驰援。消息第一时间传回延安，毛泽东得知后异常震怒，严令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立即率领骑兵部队以最快速度前往出事区域，不惜一切代价展开搜救工作。 追查幕后黑手的行动迅速展开，真相很快浮出水面。确凿的证据链条清晰表明，匪首李青伍并非仅仅为了劫掠财物，而是与国民党甘泉县党部暗中勾结，通过间谍冯长斗获得了核心机密情报。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刺杀周恩来来达到破坏国共合作、阻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政治图谋，以此向国民党高层邀功。 中共中央对此恶性事件高度重视并立即采取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一方面，组织力量迅速平息这场叛乱，在一个月内将罪大恶极的李青伍等主要匪首逮捕归案并执行了枪决，彻底清除了这一隐患。另一方面，从血的教训中认真总结，全面而严格地审查并升级了中央领导人出行时的警卫保密条例和安全保卫措施，构筑了更严密的安全防线。 脱险之后的周恩来，强忍着失去亲密战友的悲痛，依然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他在遇险次日即改乘飞机坚持抵达西安。正是靠着周总理非凡的智慧和胆识，西安谈判最终成功达成了协议，促成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关键步骤。 1973年6月，阔别延安多年的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重返故地。在紧张繁忙的国事活动间隙，总理心心念念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和祭奠在劳山事件中为保护他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陈友才。 当总理得知由于1947年胡宗南率军进犯延安，当地许多烈士墓遭到严重破坏，陈友才烈士墓也未能幸免，甚至连具体位置都难以确认时，这位共和国的总理难抑心中积攒多年的沉痛，泪水无声地滑落下来。 周恩来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1976年他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在他常年贴身穿着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照片背面，是总理亲笔书写的八个字：“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这张照片凝固住了那场死里逃生的瞬间，也深深寄托着总理对陈友才等十一位牺牲战友长达数十年的无尽思念。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总理依然贴身珍藏着它。 甘泉县劳山烈士陵园如今安静肃穆，里面专门为陈友才烈士设立了衣冠冢以作纪念。墓碑上的文字记录着他以自身为盾牌掩护周副主席、最终壮烈殉职的英雄事迹。 陈友才和他的战友们用鲜血守护的，不仅仅是一位革命领袖的生命，更是当时刚刚艰难开启的民族和解进程与救亡图存的核心力量。他们的牺牲，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伟大抗战历史乃至整个民族复兴洪流之中。 信源： 杰出革命英雄丨周恩来终生不忘的人——陈友才——红网、《周恩来传》等[凝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