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智利作家聂鲁达，跟随苏联代表，一起前来中国考察。此行，他们是为了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和平奖。到达北京机场，包含丁玲、茅盾在内的一众文学家，前去迎接他。 巴勃罗·聂鲁达，1904年出生在智利帕拉尔，家里不算富裕，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早逝。 他小时候就喜欢读书写诗，13岁就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诗作，用了“聂鲁达”这个笔名，致敬捷克诗人扬·聂鲁达。 20岁那年，他出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这本诗集火遍拉美，里面的诗情真意切，写尽了爱情的甜蜜与痛苦。 后来，他进入智利外交部门，跑遍缅甸、锡兰、阿根廷等地，亲眼看到殖民地人民的苦难，慢慢开始关注社会不公，政治立场也往左转。 30年代，他在西班牙当领事，认识了加西亚·洛尔迦这样的文学大咖。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站队共和派，写了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表达对法西斯的愤怒。1939年，他帮智利政府安置西班牙难民，忙得不可开交。 1945年，他加入智利共产党，当上参议员，替工人说话，嗓门挺大。1948年，智利政府对共产党下手，他只能流亡，骑马翻过安第斯山，辗转到阿根廷和欧洲。这段时间，他写下《漫歌》，歌颂拉美人民的抗争，笔锋犀利又充满力量。 1950年，他因为诗歌和和平活动拿了列宁和平奖，名声更响，第二年就受邀来中国，给宋庆龄颁奖。他的经历和作品，让他成了拉美文学的旗帜，也是个为正义发声的斗士。 1951年10月，聂鲁达随苏联代表团来到北京。 这次来华，主要是为了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和平奖，这奖是表彰她在反帝反殖、推动和平事业上的贡献。 宋庆龄那会儿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女性，代表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声。 聂鲁达一行下了飞机，北京机场来了不少文学界的大人物，丁玲、茅盾、艾青、周扬都在，阵仗不小。 丁玲穿着朴素的中山装，手里拿着菊花，茅盾则拿着一本笔记本，显得低调又斯文。 这场面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也透着新中国刚成立时的那股热情和朝气。 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布置简单但很庄重。宋庆龄穿着旗袍，坐在前排，周恩来和朱德也在场。 聂鲁达上台念授奖词，声音洪亮，讲到宋庆龄为和平事业的付出，台下掌声不断。 宋庆龄接过奖章，讲了几句话，强调和平是全世界的共同目标，简短但很有分量。仪式结束后，苏联大使馆摆了宴席，桌上全是伏特加，敬酒环节热闹得不行。 聂鲁达被安排坐在宋庆龄旁边，频频举杯，多少有点招架不住。他后来回忆，中国的敬酒文化让他印象深刻，酒得一口干，滴都不剩。 第二天，聂鲁达在北京逛了逛，街头全是穿蓝色工作服的人，骑自行车的、赶集的，热热闹闹。 他注意到，虽然新中国刚成立两年，物资匮乏是真，但北京街头看不出太多萧条，百姓脸上都带着笑。 聂鲁达还想买点小东西，比如袜子、手帕，没想到这成了个“大工程”。从酒店出发，车队浩浩荡荡，前面是他们的车，后面跟着一堆保卫人员和翻译。 到了百货公司，顾客被清空，路也被封，保卫人员围成人墙。 聂鲁达挑完东西，拎着个小纸袋，低头走回车里，觉得这阵仗太夸张，决定再也不去买东西了。 这事儿让他既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又觉得有些不方便，多少有点哭笑不得。 聂鲁达的观察很细致，他注意到中国人的笑容特别多，尤其是农民和普通百姓，笑得特别真。 他也提到官员的笑，觉得有点复杂，像是能随时切换的表情。他把这些都写进回忆录，带着诗人的敏锐，记录了新中国初期的社会风貌。 他的文字既有赞美，也有异乡人的陌生感，读起来挺真实。 聂鲁达离开中国后，回了智利，1952年流亡生活才算结束。 他回到圣地亚哥，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继续埋头写诗。《葡萄园的秋天》就是那段时间出的，诗里写自然、写人生，笔触更沉稳了。 60年代，他支持古巴革命，跑去哈瓦那好几次，跟菲德尔·卡斯特罗见面，聊文学和政治。 1971年，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他用诗歌“让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存活”。他在斯德哥尔摩领奖时，穿着黑色礼服，讲了诗歌的社会意义，掷地有声。 1973年，智利政局剧变，阿连德政府被推翻，聂鲁达因为支持阿连德，处境很危险。他的家被搜查，书被烧，健康也垮了。 同年9月23日，他在医院去世，官方说是白血病，但很多人怀疑跟政变后的迫害有关。他的葬礼在戒严下举行，民众冒着风险送行，棺木旁全是鲜花。聂鲁达的死是个悲剧，但他的诗歌和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宋庆龄回国后，继续为和平和公益事业奔走。 丁玲和茅盾也在文学上持续发力，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反映农村土地改革，影响很大。 她后来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文学成就没人能否认，1986年去世。茅盾则忙着组织文学活动，写《子夜》那样的经典，1981年去世。他们仨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聂鲁达的这次访华，虽然只有短短几天，却成了中拉文化交流的宝贵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