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软禁后，负责看管他的刘乙光，靠着这一个工作，从军统中校一路擢升到少将，要知道，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生前也才只是少将衔，中将还是死后追授的。 “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执意送蒋介石回南京，本以为是尽“臣子之礼”，却不料踏入了老蒋精心编织的牢笼。 老蒋对张学良的 “兵谏” 怀恨在心，决心将其长期软禁。而刘乙光，这个军统中校，因 “忠诚可靠” 被选中，成为了看管张学良的 “不二人选”。 起初，张学良并未将刘乙光放在眼里。在张学良看来，自己不过是暂时失去自由，早晚都会被释放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逐渐意识到，这个沉默寡言的刘乙光，竟然成了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一个“外人”。 刘乙光清楚，若在看管途中，让张学良走脱了，那么迎接他的将是“雷霆之怒”。于是，刘乙光将看管张学良视为“头等大事”，不敢有丝毫懈怠。 从浙江奉化雪窦山，到安徽黄山，再到湖南郴州、沅陵，最后辗转至贵州修文阳明洞、开阳县刘育乡，以及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等地，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刘乙光始终如影随形，严密监视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 在漫长的软禁岁月里，刘乙光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张学良渴望自由，想要与外界通信、交友，甚至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但这些简单的愿望都被刘乙光无情地拒绝。 张学良多次试图与老蒋或其他军政大员沟通，请求恢复自由，刘乙光则严格把控着信件往来，将张学良的诉求全部拦截。 有一次，张学良偷偷写了一封信给老友，希望对方能帮忙向老蒋说情，却被刘乙光发现。刘乙光不仅没收了信件，还加强了对张学良的监视，甚至限制了他的行动范围。 面对刘乙光的刁难，张学良愤怒不已，却又无可奈何。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刘乙光就像一条恶犬，时刻盯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 至于刘乙光，却认为自己是在“尽忠职守”，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多次密电刘乙光，强调说：“张学良虽身陷囹圄，但影响力仍在，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张学良在国民党高层中交往颇多，其旧部、友人众多，老蒋担心张学良一旦恢复自由，可能会借助这些关系重新集结力量，因此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张学良获取真正的自由。而向来善于察言观色的戴笠，自然也不敢大意，具体到看管者刘乙光这边，自然对张学良采取了表面优待，实则严苛的对待方式。 随着时间的流逝，刘乙光在看管张学良的过程中，职务却一路攀升。凭借着对张学良的严密控制，以及从未出现过 “闪失” 的 “出色” 表现，刘乙光从军统中校一路擢升到少将。这一晋升速度，在军统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要知道，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生前的铨叙军衔，也才只是少将衔，中将还是死后追授的。刘乙光的晋升，也让张学良更加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很明显，在老蒋看来，刘乙光的这个工作是相当重要的，不得有失。 抗战胜利后，老蒋用飞机将张学良送去台湾看管，起初的软件地点在新竹井上温泉。 据张学良回忆，在井上温泉住的那段日子，非常的难熬，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很艰苦。 在这里，刘乙光不仅严格限制张学良的行动，还在生活上对他百般刁难。张学良想要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刘乙光却以 “经费不足” 为由拒绝；张学良想要阅读一些书籍，刘乙光则对书籍内容进行严格审查，许多进步书籍都被拒之门外。 刘乙光对陪伴张学良的赵四小姐也充满戒心，时刻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赵四小姐想要为张学良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刘乙光却派人检查食材，生怕其中藏有 “秘密”。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心情变得愈来愈差，而刘乙光却不为所动。 1960年，老蒋对张学良的看管适当放松，允许其搬到台北北投寓所。此时的张学良，已经被软禁了二十多年，他的头发花白，面容憔悴，曾经的意气风发早已消失不见。而刘乙光，也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更加阴沉、多疑。 在“搬家”过程中，刘乙光亲自部署，确保万无一失，他调集了大量特务，对沿途进行严密监控，甚至在张学良的车辆周围安排了武装警卫。 在北投住了两年后，在蒋经国的斡旋下，老蒋对张学良的看管再度“松口”，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 至此，刘乙光的“任务”也宣告结束。在刘乙光离开时，张学良自掏腰包，设了一个饯行宴，还邀请了蒋经国等人前来。 在酒桌上，张学良举着酒杯，对刘乙光说：“刘乙光既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他要走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张学良所说的“救命之恩”，指的是他在贵州软禁时，突发重病。刘乙光见情况危急，来不及向戴笠请示，亲自带人将张学良送去贵阳的医院抢救，使张学良得以康复。 可以看出，对“共同生活”了近二十六年之久的刘乙光，张学良的感情，是很复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