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难道是浩然的错吗？相较而言，到底是《丰乳肥臀》、《檀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难道是浩然的错吗？相较而言，到底是《丰乳肥臀》、《檀香刑》这种作品好，还是《艳阳天》、《金光大道》更值得称道？浩然去世后，围绕着他的争议并没有停止。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认为:浩然的作品不过是图解政策，其焦点局限于路线斗争，除了怀旧与重复，没有文学价值。评论家雷达更是直言：相比于《平凡的世界》，《艳阳天》只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但笔者认为，当时合作化运动的得失不能作为文学优劣依据的，浩然的创作是小说，而且是只会出现在浩然笔下的小说故事，以此对浩然过度批判，难免有失公允。 三河这片土地对作家浩然来说意义非凡，这里是他年轻时生活工作的地方，也是他革命理想萌芽的土壤。浩然曾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对当地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当他拿三河与周边的通县、蓟县等地比较时，发现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新中国成立近40年来，三河县竟然没有出过一个像样的作家，也没出版过一本像样的文学作品。这个发现让浩然心里很不是滋味。 为了让三河县也能有自己的文学声音，浩然和县文化馆的同事们一起创办了《燕潮文学》小报。在创刊号上，浩然写下了充满激情的文字。他说三河县有山有水有平原，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样一片沃土理应孕育出优秀的文学作品。33万三河人民需要自己的作家来记录这片土地的故事，需要有人为他们发声。浩然的话里透着对家乡文学发展的殷切期望。 1990年6月，经过浩然的多方奔走，三河县文联终于成立了。回到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浩然开始实施他扶持农民作家的"文艺绿化"计划。在文联成立大会上，浩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很多工作者都远离了农村，有的整天呆在城里高楼大厦里，有的忙着到处走穴赚钱。那些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的所谓"高雅文学"，农民根本看不懂也不爱看。更可气的是，有些人打着写农村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歪曲农民形象，为了讨好外国人拿奖金，不惜丑化自己的同胞。 浩然的这些话虽然尖锐，但都是出于对农村文艺发展的关心。他清楚地看到，农村需要自己的文艺工作者，农民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可是现实情况却是文艺创作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商业化。一些所谓的"农村题材"作品，要么是把农村生活写得过于美好，要么就是刻意丑化农民形象，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浩然在三河县开展的"文艺绿化"工程，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亲自指导农民作家创作，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他组织文学讲座，培养农村文艺骨干。他还经常下乡采风，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在浩然的带动下，三河县陆续涌现出一批农民作家，他们用朴实的语言记录农村的变迁，讲述农民的故事。 浩然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几年的发展，三河县的文艺创作氛围明显改善。不仅有了自己的作家队伍，还出版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不大，但对当地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让农民有了表达自己的渠道，让外界能够听到来自农村的真实声音。 浩然给"文艺绿化"工程起这个名字，不光是为了培养农民作家，更因为他实在看不惯当时文坛的歪风邪气。那时候的书摊上，到处是写土匪的低俗小说，还有些作家专门写旧社会女人裹小脚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浩然写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翻身做主人的故事，结果反倒被那些所谓的"大作家"们骂得狗血淋头。浩然气得直说这些人就是跳梁小丑，根本不配当作家。 为了给农民作家们找个稳定的发表平台，浩然在1991年1月又创办了《苍生文学》杂志。刚开始连稿子都凑不齐，浩然就带着编辑往乡下跑，挨家挨户找会写东西的农民。李家务村的支书李占清以前写过小说，浩然就重点培养他。没过多久，李占清交来一篇六千字的《侃爷其人》，写的是农村改革的事儿，成了《苍生文学》创刊号上最重头的文章。 浩然不光自己忙活，还发动县里的文化干部一起干。他们隔三差五就组织创作座谈会，把全县有点写作底子的人都请来。有个叫王凤翔的中学老师，平时爱写点散文，浩然看了觉得有潜力，就专门指导他怎么把文章写得更扎实。后来王凤翔在《苍生文学》上连续发了好几篇反映农村教育的文章，在当地引起不小反响。 最让浩然高兴的是，这些农民作家写的东西特别接地气。有个叫张桂荣的农村妇女，把自家养猪的经历写成小故事，虽然文笔不算好，但写得特别真实生动。浩然亲自帮她修改，最后发表在杂志上，好多农民读者来信说看得特别亲切。慢慢地，《苍生文学》在县里打开了局面，投稿的人越来越多。有写春耕秋收的，有写婚丧嫁娶的，还有写乡镇企业发展的。虽然这些作品在全国范围看可能水平一般，但在当地特别受欢迎。有个退休老教师把自己收藏的《苍生文学》装订成合订本，说这才是老百姓看得懂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