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山西昔阳县宣传部工作，直到退休；二儿子进入了部队，原本部队方面想要提拔他，陈永贵得知后，直接出面拒绝了，二儿子退伍后在一家拖拉机厂做普通工人。三儿子就是陈明亮，毕业之后下海经商。 （信息来源：2010-02-27文摘报——陈永贵的儿女们） 陈明珠是陈永贵与第一任妻子李虎妮的长子，1943年出生时，父亲还在为生计奔波，直到1952年陈永贵当上大寨村支书，家庭条件才逐渐改善，陈明珠的仕途起点并不高，从昔阳县宣传部普通干事做起，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有人调侃他“当了一辈子副处长”，但熟悉他的人知道，这是父亲陈永贵刻意为之的结果。 陈永贵曾公开表示：“我当副总理，孩子们就得离官场远点，”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让陈明珠始终未能突破科级干部的“天花板”，然而，陈明珠未曾有丝毫抱怨，退休后，他积极投身公益事业，致力于宣扬父亲的精神遗产，这般抉择，或许正是对“权力不能世袭”最为质朴的诠释。 陈明善的命运充满戏剧性，1969年，17岁的他参军入伍，在陕西成为工程兵，因其表现优异，部队领导打算提拔他入党并送军校深造，然而消息传到陈永贵耳中后，这位副总理却连夜写信给部队：“只要是我儿子，不管多优秀，都不能搞特殊，”最终，陈明善复员回到昔阳县，被安排到拖拉机厂当工人。 这一决定在当时引发争议，有人觉得陈永贵“不近人情”，但细想之下，这恰恰是他对权力边界的清醒认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部子弟“接班制”盛行，陈永贵却主动斩断儿子的仕途路，在拖拉机厂破产之后，陈明善甚至一度无业，几年后才得以进入电业局工作。这种主动"切断退路"的决定，使陈家免受了"一人高升，亲属沾光"的非议，但也让儿子承担了相应的牺牲。 与两位兄长不同，陈明亮的人生轨迹更贴近改革开放的浪潮，1969年出生时，陈永贵已官至副总理，但陈明亮并未因此享受特权，1986年，陈永贵在离世前夕，特别调整了遗嘱内容，给当时正在大学就读的陈明亮预留了一笔存款，这笔资金日后成为陈明亮投身商业的初始资本。 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陈明亮开过发廊、餐馆，最终在商贸领域站稳脚跟，上世纪90年代末，他前往澳大利亚进修工商管理，随后在跨国贸易中崭露头角，2008年，他当选太原新晋商联盟副主席，成为“新一代晋商典范”，不过，陈明亮始终强调：“父亲没留下物质财富，但他的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藏，”这种清醒，或许正是陈家传承的核心。 陈永贵教育孩子的方式，可谓"抵制特权"的典范，他不允许子女在北京落户，坚决要求他们依靠自身努力获取成就，他始终不愿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子女创造便利条件，甚至主动掐灭儿子的仕途梦，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过于严苛，但在那个“一人得道，全家升天”的年代，却显得尤为珍贵。 陈永贵的逻辑很简单，权力是公器，不能私用，他曾对子女说：“你们要是靠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这种近乎偏执的自律，让陈家避免了“官二代”的标签，却也让子女承受了更多压力，比如陈明善，因父亲拒绝提拔，在工厂当了半辈子工人，陈明珠，在宣传部一干就是二十年，始终未能突破科级。 说实话，陈永贵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放在今天看，争议挺大的，有人觉得他太“狠心”，明明能帮孩子一把，却非要让他们吃苦，也有人觉得他“清醒”，在那个年代能守住底线，实属不易，但我觉得，这事儿没有绝对的对错。 陈永贵的选择，更多是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他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深知权力的腐蚀性，所以宁可让子女吃苦，也不愿让他们沾染特权，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让子女承受了代价，但也让陈家避免了“家族式腐败”的风险。 说到底，权力与亲情的博弈，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陈永贵的故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或许是，无论身处何种位置，都要守住底线，但也要学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给家人一些支持，毕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连细胞都活得憋屈，整个社会又怎能健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