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时，开国功臣程咬金，历经了隋末的乱世和唐朝初年的风云，最终得以善终，这在武则天掌权后清算大批功臣的背景下显得非常难得。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的上位路充满了权谋和血腥，许多唐朝的元老重臣，包括凌烟阁功臣像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都没能逃过她的政治清洗。 然而，同样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程咬金，却为什么能够平安活到七十六岁寿终正寝呢？ 其中的缘由，离不开程咬金自身的处世智慧和特定的历史境遇。 程咬金其实并非三国演义中那个只会三板斧的莽夫，历史上的他出身山东，早年就展现出自己的武勇和领导才能，组织乡民自保。 他先后投奔过李密、王世充等，最终选择归顺李世民，成为大唐开国的关键武将。 而且他在决定性的战役像击破宋金刚、生擒窦建德、劝降王世充中立下战功，受封宿国公。 玄武门之变中，他坚定支持李世民，为他登基扫清了障碍，深受信任，得以跻身凌烟阁功臣的行列。这份显赫的军功和资历，奠定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李世民去世后，程咬金的政治智慧开始凸显，他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在新君李治继位的时候，他恪尽职守，亲自率兵护卫太子回京，还在左延明门外收守卫了三个月，确保权力交接的稳定，这时他对李唐皇室的忠诚。 然而，当李治执意迎回武则天还想要欲立她为后，引发朝堂激烈争议的时候，程咬金却选择了与一些元老不同的道路。 他没有像长孙无忌、褚遂良那样旗帜鲜明地激烈反对，而是采取了相对低调和中立的态度。 这种不主动站队、不公开对抗，让他在武则天逐步掌权的过程中，没有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他明白自己作为武将，根基在军功而不是朝堂党争，“明哲保身”的道理在他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程咬金的政治中立并不是怯懦，而是对时局的清醒判断。 他敏锐地察觉到武则天非凡的政治手腕和日益增长的权势，也看到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帮派和武则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只明白自己年事已高，体力和精力已经不复当年在战场时的勇猛，难以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周旋，更无力和武则天这样的强权人物正面抗争。 因此，他主动选择了逐渐淡出权力核心。 机会很快到来，在奉旨征讨西突厥贺鲁叛乱的军事行动中，程咬金因位部下滥杀投降的士兵、劫掠财物以及追击不力等过失，被朝廷问责。 李治借此机会罢免了他的官职，面对这一挫折，程咬金坦然接受，还不恋慕权位，而是顺势彻底退隐，返回家乡，过起了远离朝堂纷争的闲居生活。 这次主动退出，对他而言，就如同一道护身符。 但程咬金得以善终，除了他自己的原因，武则天的考量也同样关键。 因为程咬金和武则天之间没有直接的个人利益冲突和政治立场的根本对立，他从未公开挑战过武则天的权威，甚至在立后风波中保持了沉默，这在一定程度上被武则天视为非敌对的人。 而且，程咬金作为开国元勋，在军队和民间拥有极高的威望。他战功卓著，是唐初军事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武则天虽然手段强硬，但她也深知根基未稳时贸然处置这样一位功勋卓著、深得军心的老将，非常容易引发军队的不满甚至动荡，风险极大。 她需要集中力量对付像长孙无忌这样盘踞朝堂、根深蒂固且直接反对她的核心人物。 程咬金主动退隐，已经没了实权，对她根本构不成威胁，清除他的政治收益远小于潜在的风险。 但武则天虽然手段强硬，但也并不是一味嗜杀。她深知政治中的平衡，明白过度株连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 保留像程咬金这样已经毫无威胁，还象征开国荣光的老臣，可以展示一定的“仁慈”，能够安抚其他功臣的情绪，防止人人自危。 甚至唐朝初期对开国功臣的尊崇传统，也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保护。程咬金晚年被重新起用为岐州刺史，但很快又归隐，最终在麟德二年安然离世。 而武则天正式称帝是在他去世二十五年之后，时间差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 当武则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镇压李唐宗室和反对派大臣时，程咬金早已不在人世，自然避开了这场风暴。 他去世时，武则天虽然已经干涉政治朝堂，但主要矛头还没有完全指向所有前朝功勋将领。 程咬金的一生，从草莽豪杰到开国元勋，再到安享晚年的智者，他能在武则天时代的风暴中独善其身，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凭借显赫军功赢得尊重，在武则天立后保持中立，还能洞察时局，借助自己的过失主动退隐，远离权力中心，同时巨大的军中声望使武则天有所顾忌，甚至他去世较早，也巧妙地避开了武则天称帝前最残酷的清洗阶段。 程咬金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武将如何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凭借忠诚、勇猛之外的智慧和策略，最终保全自身和家族，在史册中留下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 他的经历，是唐朝初年政治中的一个独特例子，也印证了在权力斗争中，审时度势和适时抽身的重要性。 信息来源：《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