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军上将王陵基逃到李文的兵团部，半夜去偷听，发现李文准备起义，吓得他将携带的黄金大部分扔到一口枯井中，余下的和手下分掉，然后各自逃命。
1949年12月的成都乱得跟马蜂窝似的，蒋介石前两天刚坐飞机逃往台北，城里城外到处是乱窜的溃兵。
这时候的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急得嘴角起泡，这位川军里赫赫有名的"王灵官"，平日里连大军阀刘湘、杨森都得低头喊声"老师"，眼下却跟丧家犬似的满脑子只想逃命。
要说王陵基的履历确实够硬，早年带兵打仗在四川地界上横着走。
抗战结束后被老蒋调到江西当省主席，后来四川的邓锡侯跟蒋介石不对付，1948年又把他调回来顶了省主席的缺。
刚上任那会儿他红光满面，搞了个"安川应变计划"，又是整顿保安团又是加固城防，结果解放军大部队一来，这些准备全成了摆设。
眼瞅着成都守不住，王陵基赶紧把省政府给解散了。
原本威风凛凛的省主席，这会儿就剩几个贴身副官跟着。
12月初他们弄了辆破吉普往城外逃，哪知道成都大街上挤满逃难的老百姓，吉普车开得比乌龟爬还慢，三天才蹭到大邑县。
刚在县城客栈住下，就听说解放军前锋离这儿不到二十里，吓得老头子连吉普车都不要了，带着三四个亲信钻山沟逃命。
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哪经得起折腾，山路上走了半日就累得直不起腰。
副官们轮流背着他在荆棘丛里钻，棉袍子划得稀烂，脸上全是被树枝刮的血道子。
实在扛不住了，王陵基一拍大腿决定回成都找胡宗南——那可是带着三个兵团坐镇的大将，总能有办法护他周全。
等他们千辛万苦摸回成都，城里早就乱套了。
胡宗南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人去楼空，连张纸片都没剩下。
打听才知道，胡宗南早把指挥部搬去西昌，没过两天自己坐飞机溜去海南了。
王陵基气得把茶杯摔得粉碎，硬着头皮给台北发电报求救。
电报员滴滴答答敲了半天，回电就冷冰冰两句话："速往凤凰山机场，自有接应。"
12月22日凌晨，王陵基带着人摸黑赶到凤凰山机场。
寒冬腊月里，几个人在跑道上冻得直跺脚，从半夜等到天光大亮，别说飞机，连只麻雀都没飞来。这时候他才彻底死心——老蒋这是把他当破抹布给扔了。
老头子一咬牙，带着副官们再次出逃。这回学精了，把二十根金条全扔进路边水井，破棉袄往身上一裹，扮成个走街串巷的盐贩子。
路上不敢住店，夜里就窝在破庙里啃冷馒头，听见狗叫都能吓得跳起来。
在五面山附近撞见李文的第五兵团，本来以为找到救命稻草，哪知道李文正盘算着投降，吓得他们连夜翻墙逃走。
要说这老军阀逃命的本事真不含糊，甩开大部队单干，墨镜往脸上一架，拄着根竹棍装瘸子。
白天钻山沟喝溪水，晚上溜进村偷红薯，硬是从成都绕到乐山，又从乐山摸到宜宾。
最后躲进亲家杨某家里，整天缩在阁楼上不敢露头。杨家每天让保姆送四菜一汤上去，青菜里都要埋两片腊肉，生怕亏待了这位大人物。
杨家亲家倒是讲义气，暗地里托关系找门路。
1949年腊月底，终于联系上条运药材的货船，说好半夜在码头接人。
哪想到家里保姆起了疑心——楼上客人整天不露面，每顿饭吃得比地主老财还好，这哪像正经买卖人？转头就跑到派出所把事给捅了。
派出所接到报案以为是逮着宋希濂，火急火燎通知下游的江安县。
公安局长孙重远带着人把货船截在江安码头，从八个嫌疑人里揪出个鼻梁上有眼镜印的老头。
开始这老头嘴硬，拍着胸脯说：
"王陵基早到台湾吃香喝辣了！"
结果公安找来俩他当年的老部下，往跟前一站就露了馅——当年在江西当省主席时，这俩可是给他端过洗脚水的勤务兵。
要说王陵基后来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也算号人物，别的战犯顶多是中将，就他挂着上将军衔。
每天拿着毛笔抄报纸，还跟杜聿明他们吹牛：
"当年老子带着金条逃命，二十根大黄鱼说扔就扔！"
1964年特赦出来都七十八了，政府给安排在北京定居，三年后病死在医院，总算是没吃枪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