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晚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一生做过最后悔的事情，他沉默了一会，说起了和杨宇霆的往事，觉得杀杨宇霆有些后悔了，杀杨宇霆之前他不迷信，但是杀了杨宇霆后，他不得不信了。 1990年的一个冬夜，美国夏威夷的一栋小洋房里，92岁的张学良正接受着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房间里开着暖气，但老人似乎总觉得有些冷，时不时地搓搓手。记者问了很多问题，张学良都答得很平静，直到那个问题被提起。 ＂张先生，您这一生做过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问题让张学良突然安静下来。他的手停在茶杯上，眼神变得有些恍惚，仿佛透过眼前的茶水看到了遥远的过去。足足沉默了三分钟，房间里只听得见老式挂钟的滴答声。 ＂等等。＂张学良慢慢站起身，步履有些蹒跚地走向书房。记者以为采访要结束了，没想到十分钟后，老人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铁盒子。 铁盒子早已锈迹斑斑，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张学良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从里面取出一枚银元。这枚银元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表面有些发黑，但依然能看出上面的图案。 ＂就是它。＂张学良把银元放在桌上，声音有些颤抖，＂这枚银元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毁了一个人的性命。＂ 记者好奇地看着这枚普通的银元，不明白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张学良似乎看出了记者的疑惑，苦笑了一下。 ＂我年轻的时候从来不相信什么命运，什么天意，觉得那些都是封建迷信。我相信的是枪杆子，相信的是实力。＂张学良拿起银元，在手心里轻轻转动，＂但是杀了杨宇霆之后，我不得不信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些东西，是人力无法掌控的。＂ 1929年1月的那个夜晚，年仅28岁的张学良就是用这枚银元决定了杨宇霆的生死。当时的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刚刚继承父亲张作霖的大业不久，内心的愤怒和不甘让他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 ＂我当时拿着这枚银元，心里想着，老天爷，你来帮我决定吧。＂张学良的声音越来越低，＂第一次抛了三下，都是正面。我想，这是让我杀他的意思。但是心里还是不踏实，又抛了三次，这回都是反面。＂ 那个夜晚的情景仿佛又重现在张学良眼前。他当时站在帅府的房间里，手心里都是汗，银元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六次抛掷，三次正面三次反面，这个结果让他既困惑又恐惧。 ＂我把这个结果当成了天意，觉得这是老天爷在告诉我该怎么办。＂张学良摇摇头，＂现在想起来，这不过是我为自己的冲动寻找借口罢了。＂ 张学良把银元放回铁盒，眼神变得更加深远。他开始向记者讲述那段埋藏在心底60多年的往事，声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 ＂要说我和杨宇霆的恩怨，得从我父亲张作霖说起。＂张学良缓缓开口，＂1928年6月4日那天早上，皇姑屯的爆炸声把整个东北都震醒了。我父亲被日本人炸死后，东北就像一锅没有盖子的粥，谁都想来舀一勺。＂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能感受到杨宇霆看我的眼神。＂张学良的手轻轻敲着桌面，＂他觉得我年纪轻，资历浅，不配坐我父亲的位子。每次开会，他总是第一个发言，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 杨宇霆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从1916年开始，他就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帮着老帅打下了偌大的基业。他督办过奉天兵工厂，让奉军能够自己造枪造炮；他筹建过海军，从国外买回来军舰；他还搞过土地改革，把荒地分给农民种。 但是政治立场上，两人却越走越远。张学良主张＂东北易帜＂，要把青天白日旗挂起来，和南京的国民政府合作。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的仪式在奉天举行。那天早上，张学良特意穿上了军装，准备亲自升起青天白日旗。但他发现，本该参加仪式的杨宇霆竟然没有出现。 ＂他故意不来，就是要给我难堪。＂张学良的声音里带着当年的愤怒，＂仪式结束后，有人告诉我，杨宇霆在家里对人说，这个易帜是卖国行为，张学良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雪上加霜的是，日本关东军也在这个时候插了一手。他们给张学良送来了一份《日本外传》，虽然内容不详，但明显是想挑拨张学良和杨宇霆的关系。 真正让张学良下决心的，是1929年1月7日那天晚上。那是杨宇霆父亲的生日宴会，张学良带着妻子于凤至前去祝寿。 ＂我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张学良的眉头皱了起来，＂那些客人对我爱理不理的，反倒是围着杨宇霆转，好像他才是东北的主人。杨宇霆坐在主位上，接受大家的恭维，看都不看我一眼。＂ 回到家后，于凤至就劝张学良：＂你不能再这样忍下去了。杨宇霆这是在挑战你的权威，如果不采取行动，东北迟早要变天。＂ 于凤至的话像一根针扎在张学良心上。作为一个28岁的年轻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天晚上，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脑子里反复想着杨宇霆那副傲慢的表情。 ＂我当时真的是被气昏了头。＂张学良摇摇头，＂如果我能冷静一些，如果我能多想想杨宇霆对东北的贡献，也许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