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借住胡适家时，有一次去逛了青楼，半夜才回去。他蹑手蹑脚回房间，生怕被胡适发现。但刚进门，他就惊呆了——胡适夫妇坐在他的房里，冷冷地盯着他。胡适的妻子掏出一套衣服，说：“赶紧换了！” 1931年的一个深秋夜晚，北京城已经沉沉睡去，只有零星的灯火还在黑暗中闪烁。徐志摩蹑手蹑脚地推开胡适家的大门，生怕发出一点声响。他刚从前门大街的花柳巷归来，身上还带着脂粉的香味和酒气。这个平日里风度翩翩的诗人，此刻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小心翼翼地脱下鞋子，准备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 然而，当他轻轻推开房门的那一刻，整个人愣在了门口。房间里竟然亮着灯，胡适夫妇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仿佛等了他很久。胡适穿着一身灰色长袍，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只是静静地望着他。而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更是一言不发，手里拿着一套崭新的衣服，冷冷地盯着徐志摩。 ＂志摩，回来了。＂胡适的声音很平静，没有责备，也没有惊讶，就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徐志摩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想解释什么，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江冬秀站起身来，将手中的衣服递给他：＂赶紧换了，身上那股味道太重。＂ 这句话让徐志摩更加羞愧难当。他接过衣服，感受到布料的温暖和清香，这才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模样有多么狼狈。那件他穿了整个夏天的白衬衫，此时已经皱巴巴的，还沾上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污渍。 坐在床边换衣服的徐志摩，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几个月前的那个场景。当时债主们围在胡适家门口，吵吵嚷嚷地要钱，声音大得整条胡同都能听见。胡适赶紧把他拉进屋里，关上门，外面的喧嚣声依然透过窗户传进来。 ＂志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胡适的眉头紧锁，他实在想不通，一个月薪350元的北大教授，怎么会被债主逼到这个地步。要知道，那个年代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就五六十块大洋，徐志摩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别人大半年的收入。 徐志摩苦笑着摇摇头，没有直接回答。他能说什么呢？说陆小曼一个月的花销就要四五百块？说她前几天又一口气买了七双进口皮鞋，每双都要几十块大洋？说她请朋友们去大饭店吃饭，一顿饭就花掉自己半个月的工资？ 这些话他实在说不出口。陆小曼从小就是千金小姐的命，15岁就开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给外交官当助理，什么高档场所没见过？嫁给他之后，虽然没有了王家的经济支撑，但她依然保持着以前的生活方式。上海滩的那些名流们争相邀请她参加宴会，她自然不能失了体面。 最让徐志摩头疼的是，陆小曼还特别喜欢给那些唱戏的名角捧场。每次看戏，她都要包下最好的包厢，散场后还要请戏子们吃饭喝酒，出手阔绰得让人咋舌。有一次，她竟然为了讨好一个小生，一晚上就花掉了200多块大洋。 ＂小曼她不是故意的，她就是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徐志摩只能这样为妻子辩解。确实，陆小曼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富裕，第一次结婚时王赓家也是大户人家，她根本不知道普通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徐志摩每个月350元的工资，刚拿到手就得赶紧汇给陆小曼300元，剩下的50元还要维持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房租、吃饭、交通，样样都要钱，根本不够用。没办法，他只好到处借钱，东借西凑地维持着表面的体面。 更要命的是，陆小曼还经常抱怨他寄的钱不够花。有一次她在信里写道：＂志摩，你知道我昨天陪朋友们去丽华酒店吃饭，账单一结算就是80多块。你寄来的钱根本不够我一个星期的开销，能不能想想办法多赚点钱？＂ 看到这样的信，徐志摩真是哭笑不得。他已经在北京承担了两所学校的教学工作，平时还要给报社写稿子赚稿费，几乎每天都忙到深夜。身体本来就不算强壮，这样拼命工作下去，他真担心自己会垮掉。 就在前几天，又有债主找上门来。这次来的是个放高利贷的，专门放贷给那些急需用钱的文人。利息高得吓人，但徐志摩实在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借了100块大洋应急。 ＂您看，徐先生，这钱我们也不催得太紧，但利息得按时给。每个月20块的利息，您看合适不？＂那个债主说话还算客气，但眼神里的精明让徐志摩心里发毛。 20块的月利息，这意味着他每个月本来就不够用的50块钱又要减少近一半。徐志摩算了算，除去这笔利息，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只剩下30多块。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30多块钱要维持一个月的生活，确实够呛。 难怪胡适看到他夏天只穿一件白衬衫时，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让江冬秀多做了几套衣服。那件白衬衫已经洗得发黄，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边，但徐志摩舍不得买新的。每一块钱对他来说都太珍贵了，能省就得省。 想到这里，徐志摩更加感激胡适夫妇的好意。如果不是住在他们家里，光房租一项每个月就得花掉十几块钱，那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