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昆明，12岁中国女孩被美军开车撞死，最终只赔偿了26美元，拿到钱的那一刻，女孩父亲保持沉默，没想到此举惹怒了一旁的美国士兵........ 1945年昆明的那个下午，美军军法处办公室，李瑞山站在Rittenberg的办公桌前，接过那个薄薄的信封，里面装着二十六美元——这就是他女儿木仙生命的全部价值。 这个结果远比想象中更加残酷。几个星期前，当助理理赔官宣布赔偿金额时，Rittenberg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赶紧找到那位官员理论：＂长官，我想这里可能有个错误。就在上个月，张商人的小马被我们的卡车撞死，赔偿了一百五十美元。现在一个孩子的命，怎么可能只值二十六美元？＂ 助理理赔官头也不抬，继续翻阅着手中的文件：＂士兵，你搞错了什么。一匹马有买卖收据，有市场标价，但是人没有。你想知道人值多少钱，唯一的方法就是计算出他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以及他死后的丧葬费。＂ ＂可是她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 ＂正是因为她只是个不会赚钱的小女孩。而且依据我们的规定，一副小孩的松木棺材只抵大人棺材的一半价钱。况且，收入愈低，赔偿愈少。我坚持我原来的裁决。＂ 那个肇事的空军军士在供词中毫不掩饰自己的轻浮：＂我就告诉自己，我要看看自己能开得靠那个邋遢小女孩多近，但是天杀的，我要是没有撞上她就好了。＂他前一夜在＂巴黎街＂夜总会叫了个瘦骨伶仃的舞女过夜，第二天早上醒来头痛欲裂，又干掉两杯威士忌＂醒醒宿醉＂，然后开车回营地。 现在，看着李瑞山离去的背影，Rittenberg心中五味杂陈。这个男人失去了女儿，妻子也因为过度悲伤而精神恍惚，很快就会离开人世。而美军给他的赔偿，还不够在昆明黑市买一箱Spam牌罐头肉。 当天下午五点，Rittenberg正准备收拾桌上的文件下班，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李瑞山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显然是跋涉了很长的路程才到这里。 美军营房位于城外几里远的地方，四周高墙耸立，兼有重兵把守。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要想进入这里比登天还难。李瑞山是怎么通过层层守卫走到这里的，Rittenberg不得而知，但他能想象出这个瘦弱的男人一定费了不少周折。 李瑞山走到办公桌前，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破纸糊成的信封，恭恭敬敬地递给Rittenberg。信封很薄，里面装着几张皱巴巴的纸币。 ＂这是做什么？＂Rittenberg接过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有六美元。 ＂谢谢你的帮助。＂李瑞山低着头说道。 Rittenberg愣住了。他想起刚才送给李瑞山的那二十六美元赔偿金，现在李瑞山竟然拿出六美元来＂感谢＂他。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李瑞山的心里，自己也成了那个需要＂打点＂的官员之一。 ＂你是不是也包钱给甲长了？＂Rittenberg问道。 ＂是的。＂李瑞山老实地回答。 ＂也给了保长？＂ ＂是的。＂ Rittenberg这才完全明白了整个索赔过程的黑暗。在昆明，当时的居民大部分不识字，他们不能直接找美军申请赔偿，而是要先找掌管十二户的甲长，然后再由甲长将申诉案转呈给管理十二个甲长的保长。保长和甲长会共同将索赔案用毛笔写在宣纸上，最后再上呈县政府，并由县政府上交给美军。 在这个层层递交的过程中，每个经手的中国官员都会从这个不幸的索赔者身上榨取一份油水。不给钱？那就别想你的案子能顺利往上递。给少了？那就等着各种刁难和拖延。对于李瑞山这样的底层民众来说，他们早就习惯了这套规则。 所以当李瑞山拿到那二十六美元的赔偿金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这笔钱太少，而是要按照＂规矩＂给每个帮助过他的人分一份。甲长要给，保长要给，就连这个处理他案子的美国士兵，按照他的理解，也应该给。 这就是为什么李瑞山会在下午专门跑一趟，冒着被守卫驱赶的风险，也要把这六美元送到Rittenberg手里。在他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这样做，就是不懂规矩，就是得罪人，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就更难办了。 更让人心酸的是，这六美元几乎是那二十六美元赔偿金的四分之一。对于一个每天拉十二小时黄包车才能让家人吃个半饱的人来说，这六美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好几天的口粮，意味着妻子治病的药钱，意味着女儿坟前那束鲜花的钱。 但李瑞山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了，因为在他的世界里，讨好那些有权势的人，哪怕是迫害过自己的人，也是生存的必需品。腐败的官僚体系就是这样运转的，谁想逃避这套规则，就会遭到百般刁难。 ＂我不能收。＂Rittenberg把信封推回给李瑞山，＂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而且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拿你的钱，这份赔偿金实在太少了。＂ 当Rittenberg用中文说到＂规定＂两个字时，李瑞山脸上掠过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笑容。这个笑容里有太多的内容——无奈、苦涩，还有对这个世界深刻的理解。 李瑞山默默地收回信封，再次深深鞠躬，然后转身离开了办公室。从此以后，Rittenberg再也没有见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