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金庸回到阔别十年的老家海宁袁花镇，见到了父亲新娶的妻子，也就是他的继母。可是，金庸看到她十分尴尬，而继母看了他好一会儿，突然伸出双臂紧紧抱住他，失声痛哭。 1946年春天，22岁的查良镛从重庆回到了海宁袁花镇。十年前他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跟着家里人离开故乡去求学，如今再回来时，已经是个在《大公报》工作的青年记者了。 踏进查家大宅的那一刻，查良镛心情五味杂陈。院子里的梧桐树长高了不少，但房屋的格局还是老样子。只是这个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父亲的新妻子，也就是他的继母。 这个女人看上去比他想象中要年轻一些，穿着一身素雅的旗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当她看到查良镛的时候，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惊喜，有紧张，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查良镛站在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按理说应该叫一声＂母亲＂，可这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来。他想起十年前离家时的情景，那时候母亲徐䘵还在世，她站在这同一个门口，拉着他的手叮嘱这叮嘱那，眼圈红红的舍不得他走。 徐䘵是临近硖石镇的人，是诗人徐志摩的小姑。当年徐家和查家联姻，也算是门当户对。可惜徐䘵身体一直不太好，查良镛在外求学的这些年里，她的病情越来越重，最终还是走了。 父亲一个人守了两年寡，到底还是续弦了。查良镛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受。理智上觉得父亲年纪还不算大，有个人照顾也好；感情上却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这样对不起过世的母亲。 现在面对面站着，这种别扭的感觉更加强烈了。查良镛不知道该说什么，继母也似乎在犹豫。两个人就这样尴尬地对视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紧张感。 就在这时候，继母突然向前走了几步，仔细地看着查良镛的脸。她的眼神很专注，好像要把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在心里。查良镛被看得有些不自在，正想开口说话，没想到继母突然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了他。 继母松开怀抱后，拉着查良镛的手坐下来细细打量。她说起查家这些年的变化，说起那些亲戚们的近况，话语间透着一种特别的关切。 ＂你表姐蒋英现在可了不得，在上海唱歌剧，报纸上都登过她的照片。＂继母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翻出几张剪报，＂你蒋姑父总是很骄傲地跟人提起她。＂ 查良镛看着那些剪报，想起了蒋英这个＂表姐＂。说起来，蒋英和他其实没有一点血缘关系，这层亲戚关系全靠堂姑查品珍那里牵的线。 当年查品珍嫁给蒋百里的时候，那可真是一桩苦命的婚姻。蒋百里是留过洋的军事教育家，见过世面，而查品珍比他大一岁，还裹着小脚，两个人根本就不般配。这种包办婚姻害苦了查品珍，她在蒋家备受冷落，日子过得很不容易。 1913年，蒋百里受了枪伤住院，遇到了一个来自日本北海道的护士佐藤屋登。这个日本女人悉心照料他，两个人日久生情。出院后，蒋百里顶着巨大的压力把佐藤屋登娶回了家，还给她改名叫蒋佐梅。 按理说，查品珍是正妻，蒋佐梅只能算是妾，可蒋百里根本不管这些规矩，把蒋佐梅当正妻对待。更奇怪的是，查品珍居然也接受了这个安排，她在蒋家继续住着，专心侍奉蒋百里的老母亲。 蒋佐梅后来给蒋百里生了五个女儿，除了老大早死了，其他四个都很有出息。蒋英是老三，从小就显露出音乐天赋，现在已经是有名的女高音了。 ＂血缘这个东西，有时候还真是说不准。＂继母感慨道，＂你看蒋英，跟咱家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可你们从小就叫她表姐，感情还挺好。反倒是有些亲戚，天天见面却跟陌生人一样。＂ 查良镛点点头，想起表哥徐志摩。徐志摩是母亲的侄子，按血缘关系比蒋英亲多了，可他对这个表哥一点好感都没有。小时候听长辈们说起徐志摩，总是摇头叹气，说他到处拈花惹草，抛妻弃子，不是个好东西。1931年徐志摩坐飞机出事死了的时候，查良镛才七岁，对这个表哥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大人们的议论。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议论，查良镛后来写小说的时候，总是让那些表哥角色没什么好下场。甚至连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都被他拿去给了四大恶人中的采花大盗。 ＂你父亲说，等你在报社站稳了脚跟，就要给你说门亲事。＂继母的话把查良镛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查家到了你这一代，可不能断了香火。＂ 查良镛听了有些脸红。他想起在重庆认识的那个女孩杜冶芬，长得很漂亮，家境也好，两个人还挺投缘的。不过这些事情，他还不太好意思跟继母说。 继母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说：＂年轻人有心上人是好事，不过选媳妇可得慎重。你看蒋家，一个查品珍，一个蒋佐梅，性格完全不同，在家里的地位也不一样。有时候两个女人能和睦相处，有时候就鸡犬不宁。＂ 这话说得很有意思。蒋家的情况确实特殊，查品珍和蒋佐梅两个女人，一个是包办婚姻的结果，一个是自由恋爱的产物，居然能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那么多年。查品珍把心思都放在照顾婆婆上，蒋佐梅则专心相夫教子，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