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刘伯承和陈毅到达西柏坡。当晚，毛泽东就对陈毅说，上海解放了，你就去当市长！有什么要求嘛尽管可以提。不过，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
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南京路的晨雾尚未散去，一个名叫小明的男孩推开家门，惊奇地发现街边睡满了身着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他瞪大眼睛，跑回家喊：“娘，兵哥哥睡在地上！”母亲探头一看，愣住了——这些刚刚打下上海的战士，竟宁愿睡在湿冷的马路上，也不踏进市民家中半步。
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府大楼内，陈毅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一间堆满文件的办公室，身后跟着几名神色紧张的旧政府职员。他环视四周，目光落在墙上那幅泛黄的上海地图上，心中暗想：这座城市，百废待兴，我该从何入手？
陈毅知道，解放上海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这座被战火、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折磨的城市重新站起。更棘手的是，上海市民对共产党几乎一无所知，恐惧和疑虑像雾霾般笼罩街头。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赢得民心，稳定局势，否则，上海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乱。
陈毅，四川乐至人，47岁的他不仅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儒将。他曾在井冈山与毛泽东并肩作战，指挥过无数战役，诗词歌赋信手拈来，身上带着一股书生气与军人豪气。1948年底，西柏坡的寒夜里，毛泽东点名他担任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原因不仅在于他的军事才能，更因为他对上海的深厚感情——早年，他在上海生活过，熟悉这座城市的脾性。
上海，当时中国的经济心脏，承载着全国40%的纺织业和一半的贸易额，却也因国民党的长期盘剥和战乱，陷入瘫痪。工厂停工，粮食仅够半月，煤炭只够烧7天，投机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市民惶惶不安。
陈毅上任的第一天，上海的天空阴沉沉的，细雨打湿了南京路的石板路。他接到报告，解放军严格执行“不入民宅”的纪律，战士们宁愿睡在街头，也不惊扰市民。陈毅亲自走上街头，来到永安公司门前，看到战士们蜷缩在屋檐下，枪支抱在怀里，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他心头一暖，却也泛起一丝酸楚。这些年轻的战士，有的来自山东农村，有的刚从淮海战场下来，他们用行动向上海市民递出了第一份“见面礼”。市民们开始议论：“这军队跟国民党不一样！”一位老太太端着热粥，硬要塞给战士，战士摆手拒绝，她抹着眼泪说：“你们这样，我信你们！”
这一幕，迅速传遍上海街头巷尾。香港的报纸甚至刊登了解放军露宿街头的照片，标题写道：“胜利之师睡马路，国民党时代已终结。”陈毅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是纪律的胜利，更是民心的开端。他下令，解放军继续保持克制，连吃饭都在郊外解决，不在市区购买一针一线，以免扰乱市场。
然而，民心只是第一步，经济危机才是更大的考验。上海解放初期，投机商掀起“银元风潮”，银元兑人民币的价格从100元飙升至1800元，人民币几乎被挤出市场。街头小贩公然用银元标价，市民挤兑银行，市场一片混乱。陈毅夜不能寐，他清楚，上海的经济若崩盘，全国的金融体系都会动摇。他召集财经专家，彻夜商讨对策。
6月7日，陈毅与华东局领导做出大胆决定：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切断银元投机的源头。这一行动如雷霆般震慑了投机商，但也引发了资本家的不满。荣毅仁等民族资本家找到陈毅，忧心忡忡：“市长，工厂没原料，工人没活干，市场再乱下去，我们撑不住了。”陈毅拍拍桌子，语气坚定：“上海是人民的上海，我保证，工厂会开工，工人会有饭吃！”
他随即推动“两白一黑”（米、棉、煤）之战，调集华东地区的物资，精准打击囤积居奇的投机商。11月25日，上海棉纱市场开市，投机商疯狂抢购，市政府却源源不断抛售棉纱，价格一小时一跌，投机商血本无归。市民拍手称快，市场秩序逐渐恢复。陈毅的果断与智慧，让资本家们刮目相看，荣毅仁感慨：“共产党不仅会打仗，管经济也是一把好手。”
在上海市民老李的记忆中，1949年的夏天是个转折点。他原本是个小商贩，对共产党满腹疑虑，怕新政权“共产共妻”。可当他看到解放军睡在街头，听到陈毅在广播里承诺“上海会更好”，他开始动摇。后来，他的摊位用上了人民币，生意渐渐红火，他逢人便说：“陈市长说话算数，这上海，真有盼头了！”
陈毅主政上海期间，不仅稳定了经济，还推动了社会改革。他组织清扫街头流民，收容失业工人，设立文史馆安置旧时代名流，化解了潜在的社会矛盾。据《上海文史资料选辑》记载，陈毅曾亲自接见宗教领袖、资本家等各界人士，强调“只要爱国，都能为新上海出力”。
他还推动扫盲运动，让普通市民有机会读书识字，为上海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举措，使上海在短短一年内从战乱走向稳定，重新成为全国的经济引擎。
1949年冬，上海的霓虹灯重新亮起，南京路上人流如织。陈毅站在外滩，眺望黄浦江对岸，江风拂面，带来一丝凉意。他知道，上海的路还很长，但第一步，已经迈得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