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的一支烟，让蒋介石后怕不已：此人不可轻视。
1945年8月28日，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螺旋桨的轰鸣划破山城的薄雾。一架美军飞机缓缓降落，舱门打开，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微笑着向迎接的人群挥手。人群中，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笑容僵硬，目光复杂。
谁也没想到，这位延安来的“共党领袖”会在此刻踏上重庆的土地。更没人料到，一支未点燃的香烟，将在这场谈判中悄然改变蒋介石的判断。这支烟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
那是一个战火刚熄、暗流涌动的年代。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尚未散去，国共两党的矛盾却如紧绷的弦，随时可能断裂。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但蒋介石却在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举消灭共产党。而毛泽东，面对蒋介石三封电报的“盛情邀请”，却选择了以身犯险，亲赴重庆。
这场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不仅是一场政治博弈，更是一场心理与意志的较量。
毛泽东下飞机的那一刻，重庆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九龙坡机场挤满了记者、民主人士和围观群众。柳亚子后来赋诗，称毛泽东此行“弥天大勇”。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亲自到场迎接，眼中既有敬佩，也有担忧。毕竟，重庆是国民党的地盘，特务密布，暗杀的传闻早已甚喧尘上。
蒋介石虽摆出和平姿态，却无人不知他的“鸿门宴”用意：若毛泽东不来，便可指责中共无和平诚意；若来了，便可借机施压，甚至除之而后快。
毛泽东却神色从容。他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语气坚定：“当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这番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湖面，激起层层涟漪。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站在一旁，脸上挂着礼节性的微笑，心里却打着鼓：这个“老烟枪”真的敢来，他到底有何依仗？
谈判在桂园和林园之间展开。桂园是张治中的官邸，位于重庆市中心，楼下是会客室，楼上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办公室。林园则是蒋介石的官邸，气氛更为肃穆。双方代表——中共的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的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围绕军队整编、解放区政权等核心问题展开激烈交锋。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面，则更多是礼节性寒暄，实质谈判交由代表进行。
然而，蒋介石很快注意到一个细节，让他心头一震。毛泽东，这个以嗜烟闻名的“老烟枪”，在与他会面时，竟一次也没有点燃香烟。据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回忆，蒋介石曾私下感叹：“毛泽东嗜烟如命，据说每日一听（50支）。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在与我交谈时，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
这一细节并非偶然。毛泽东深知蒋介石对烟味的厌恶，也明白谈判桌上每一个动作都可能被放大解读。他选择克制自己的习惯，不仅是对蒋介石的尊重，更是一种无声的心理战。这支未点燃的烟，仿佛在向蒋介石传递一个信号：我不仅有胆量来重庆，更有能力掌控局面。
谈判的过程并不顺利。蒋介石提出三原则：所有问题必须整体解决、不得违背政令军令统一、政府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 这本质上是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强调和平建国必须以承认解放区和中共军队的合法地位为前提。双方在军队数量上僵持不下：国民党最初同意中共保留9个师，后让步至15个师，但毛泽东坚持至少19个师。
与此同时，谈判桌外的暗流同样汹涌。国民党军在山西上党地区对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中共妥协。中共则在上党战役中歼灭阎锡山部3.5万人，极大震慑了国民党。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广泛会见民主人士，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宣传中共的和平主张，争取民心。他三次造访特园，与张澜促膝长谈，留下“民主在望”的题词。 这些举动让蒋介石的“和平”姿态显得虚伪，也让中共在舆论上占据主动。
一个夜晚，桂园的灯光亮到深夜。毛泽东在二楼办公室批阅文件，桌上放着一包未拆封的香烟。周恩来推门而入，低声提醒：“主席，明天与蒋介石的会面至关重要，特务活动频繁，您得多加小心。”毛泽东笑了笑，拿起那包烟，轻轻敲了敲桌子：“这烟，我留着回延安再抽。在这儿，一根也不能点。”
毛泽东的克制，不仅是对蒋介石的回应，也是对自身意志的淬炼。他知道，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谈判的筹码。而蒋介石则在眉头紧锁。毛泽东的从容智慧，以及那支未点燃的烟，让他第一次感到对手的深不可测。他对陈布雷说：“此人绵里藏针，不可轻视。”
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署，国共双方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避免内战的初步意向。次日，毛泽东乘机返回延安，重庆谈判画上句号。
据红岩革命博物馆藏档，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行踪被国民党宪兵全程监控，记录详尽至每日行程和会见对象。 此外，谈判期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引发轰动，国民党虽组织文人创作回应，却无一能及。
这些细节进一步凸显了毛泽东在政治、文化上的全面布局，也解释了为何蒋介石对其忌惮日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