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个秋日的黄昏，陈芝秀站在敦煌研究院的门口，回头望了一眼她即将抛弃的家庭。年幼的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还不知道，这一别将是永诀。 1945年秋天的一个黄昏，西北的风卷着细沙吹过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陈芝秀站在那扇即将永远关闭的门前，心中五味杂陈。眼前这片荒凉的戈壁滩，四年来她看够了，受够了。远处莫高窟的剪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孤寂，就像她此刻的心情一样。她知道，这一次转身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 那是在1937年回到中国后，陈芝秀的噩梦就开始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战火之中。她眼看着昔日繁华的上海变得满目疮痍，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更让她绝望的是，1941年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研究所所长后，全家人真的要搬到那个鸟不拉屎的西北荒漠去了。 来到敦煌后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地狱。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更别提巴黎那些精致的咖啡馆和时装店了。为了生火做饭，她得和丈夫一起到几十里外的戈壁滩上捡枯木。那些珍贵的柴火要省着用，蒸一次馒头得管半个月。平时想吃口肉都是奢望，蔬菜更是稀罕物。陈芝秀的双手很快就变得粗糙开裂，曾经光滑如玉的肌肤也被风沙吹得黯淡无光。 更让她心寒的是，常书鸿似乎完全沉浸在敦煌艺术的世界里，对她的痛苦视而不见。他每天天不亮就去洞窟里临摹壁画，回来后还要整理资料到深夜。 就在这样的绝望中，赵忠清出现了。这个国民党退役军官来敦煌求职时，正值陈芝秀因为水土不服经常生病的时候。常书鸿工作繁忙，经常让赵忠清陪妻子去看病。赵忠清细心体贴，总是嘘寒问暖，这让长期被忽视的陈芝秀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渐渐地，她开始期待与赵忠清的每一次相遇，那种被人关心呵护的感觉让她重新找回了作为女人的自信。 1979年冬天，陈芝秀躺在简陋的病床上，望着灰暗的天花板，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上帝已经惩罚我！＂这时的她已经71岁了，满头银发，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沟壑。谁能想到，这个奄奄一息的老妇人，曾经是上海滩上人人羡慕的名媛太太。 回想起1945年和赵忠清私奔后的最初几年，陈芝秀确实过上了她梦寐以求的生活。赵忠清虽然是个退役军官，但手头还算宽裕，能够让她重新穿上丝绸旗袍，住进装修精致的房子。那时候的陈芝秀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再为柴米油盐发愁，更不用忍受敦煌那刺骨的风沙。她可以去理发店做头发，可以买最新款的化妆品，甚至还能偶尔去舞厅跳舞。这种生活让她暂时忘记了远在敦煌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她告诉自己，这才是她应该过的日子。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曾经的国民党军官因为历史问题被抓进了监狱，没过几年就病死在牢里。陈芝秀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到了地狱，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还因为和赵忠清的关系受到牵连，到处受人白眼。 为了生存，陈芝秀什么活都得干。她曾经那双弹过钢琴、握过雕刻刀的纤纤玉手，现在要去给人家洗衣服、刷马桶。那些粗糙的肥皂水让她的手变得又红又肿，指甲缝里总是藏着洗不掉的污垢。更让她受不了的是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大家都知道她是个抛夫弃子的女人，背地里指指点点，说她活该有这样的下场。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陈芝秀只能嫁给了一个普通工人。这个男人虽然老实，但家里条件很差，还有个刻薄的儿媳妇。 1963年，当女儿常莎娜找到她时，陈芝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二十多年没见，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个优雅的中年女性，而她自己却变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常莎娜后来回忆这次相见时说：＂见了以后我一看，我非常同情、心疼，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来打扮得很讲究，完全是比家庭妇女，比一个佣人还要，怎么说呢，特别惨。＂母女俩默默对视，都没有掉眼泪，但那种心痛却比眼泪更加深刻。 女儿的到来让陈芝秀看到了一丝希望，常莎娜虽然心中有怨，但毕竟母女情深，经常偷偷给母亲一些钱，让她的生活稍微好过一点。但更让陈芝秀心痛的是儿子常嘉陵的态度。那个她在1941年生下的小男孩，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但他始终不肯见她一面。 陈芝秀通过女儿了解到，当年她离开后，常书鸿既当爹又当妈，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那份艰辛可想而知。4岁的嘉陵经常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常书鸿只能含着泪告诉儿子：＂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随着孩子长大，他们渐渐明白了真相，特别是儿子嘉陵，对母亲的抛弃行为怀着深深的怨恨。 更让陈芝秀痛苦的是，她听说常书鸿后来和一个叫李承仙的女子结了婚。李承仙也是研究敦煌艺术的，她和常书鸿志同道合，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相濡以沫，共同抚养孩子，共同保护敦煌文化。而常书鸿的事业也越来越辉煌，他成了全国闻名的敦煌守护者，获得了无数荣誉。对比自己的凄惨境况，陈芝秀心中的悔恨如潮水般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