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几个日本兵冲进饭店，赶走所有客人，将怀孕三个月的朱巧妹拖进房折磨。
那是1938年春，崇明岛庙镇永兴饭馆，平静被一群日本侵略者打破。 二十八岁的朱巧妹，身怀三个月身孕，正忙着收拾碗筷，突然木门被粗暴踹开。 饭馆里原本坐着的几位熟客，被刺刀逼迫着仓皇逃窜，而她，则被几个日本兵强行拖进了内室。 这间小小的饭馆，曾是朱巧妹和丈夫周守文最后的安身之所。 他们本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印书馆被日军空袭后，便来到崇明岛乡下开起了这家饭馆，企图过上安稳日子。五年平静之后，灾难再次降临。 日本兵把她按在油污的桌子上，她绝望地喊着：“我肚子里有孩子！” 这并没有阻止暴行。 事后，她躺在冰冷的地上，听着丈夫在门外被刺刀抵住太阳穴的声音，泪水浸湿了衣衫。
从那天起，永兴饭馆变成了日军的淫窟。 几乎每周都有几个日本兵来，肆意践踏她的尊严。 周守文无法忍受，曾深夜持刀欲袭击日军据点，却被邻里劝阻，最终加入了崇明抗日游击队。 仅仅半年后，他便被叛徒出卖，惨死在镇口的老槐树下，死时右手紧紧握着一截红头绳——那是朱巧妹生产时系在门框上的护身符。
此后，朱巧妹独自抚养三个儿子，在合作社糊纸箱维持生计，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邻居们都称赞她坚强，却无人知晓，她裤腰里常年别着一把剪刀，那是她心灵创伤的见证。 多年后，她大儿子带女友回家，年轻人的一个简单动作，就让她失控地摔碎了茶壶。
2017年，《二十二》纪录片上映前夕，一位记者找到了这位已近百岁的老人。 她躺在床上，如同一片枯萎的落叶。 当听说要控告日本政府时，她颤抖着拿出一个蓝布包，里面是当年慰安所发放的证明，塑料封皮上还残留着发黑的污迹。 这场跨国诉讼持续了十年，直到她离世，也没有等到一句道歉。 如今，她的幼子周建国住在浦东廉租房，客厅里摆放着母亲的遗像，窗台上盛开的君子兰，仿佛在诉说着永兴饭馆门口那盆丈夫亲手栽种的月季的往昔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