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去世后，围绕着他的争议并没有停止。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认为:浩然的作品不过是图解

浩然去世后，围绕着他的争议并没有停止。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认为:浩然的作品不过是图解政策，其焦点局限于路线斗争，除了怀旧与重复，没有文学价值。评论家雷达更是直言：相比于《平凡的世界》，《艳阳天》只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但笔者认为，当时合作化运动的得失不能作为文学优劣依据的，浩然的创作是小说，而且是只会出现在浩然笔下的小说故事，以此对浩然过度批判，难免有失公允。 笔者认为，当时浩然对文学有两点特别贡献。首先是他坚持写生活、写人物、写人情世态的作品风格，这与当时流行的《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小说样板"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自己的创作实际上是对那些样板作品的"迎头痛击"。其次是他对"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态度，比如对"三突出"原则，他主张不能只在写作时强调，而应该从深入生活阶段就开始注重。 《正气篇》和《奇志篇》是浩然前期创作的两部代表性小说。这两部作品不仅在人物和情节上有连续性，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和精神上一脉相承。在人物塑造上，浩然下了很大功夫。《正气篇》的主角程亮代表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觉醒的一代人。他们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先驱，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而《奇志篇》的主角阿宝则是在红旗下成长的新一代，他们继承了革命传统，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光大。浩然说，从程亮到阿宝，象征着革命事业后继有人，队伍越来越壮大。 为了让程亮这个英雄形象更加丰满，浩然在修改过程中不断强化他的英雄行为。最初版本中，程亮遇到日本舰艇时表现得有些慌乱，后来在火种的帮助下才解决问题。这样的描写显然不够理想。经过修改，浩然把解决问题的关键行动都安排给程亮来完成，使这个人物立即焕发出光彩。 第二次重大修改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原稿写韦老爹牺牲后，程亮带着孩子们宣誓后就离开了。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这样写显得程亮不够坚定。浩然最初不太接受这个意见，觉得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后来在另一位业余作家的帮助下，他重新构思了情节，让程亮在杀死敌人后没有离开，而是留下来坚守金银岛，并机智地击退了敌人的反扑。这样的改动使程亮的形象更加高大。 第三次修改时，浩然又增加了程亮回南海执行任务、点燃革命火种的情节。这些修改都使程亮这个英雄人物更加丰满，让他在一次次考验中不断成长，展现出过人的智慧和勇气。浩然说，塑造英雄人物不能靠简单的拔高，而要让人物在矛盾冲突中自然展现出英雄本色。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浩然始终坚持典型化的创作原则。他最初尝试按真人真事来写，但很快就感到束缚。后来他按照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的指示，对素材进行艺术加工，使作品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强调，文艺创作不能停留在记录事实上，而要通过对生活的提炼和概括，展现出更深刻的思想内涵。 在艺术表现上，浩然追求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他反对为了突出英雄人物而贬低其他人物，主张用"水涨船高"的方法，通过提升主要人物来带动整个作品的水平。他说，塑造英雄人物不是要压低其他人物，而是要让所有人物都在矛盾冲突中得到应有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浩然的处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他逐渐淡出了北京文联的活动，每个月只是让孩子去代领工资。从1977年到1982年，浩然选择离开北京，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农村生活。他先后在密云、顺义等地居住，最后在通州镇暂时安家。这五年间，除了偶尔去东北避暑外，他几乎都待在乡下，连过年过节也很少回北京与家人团聚。 1986年12月，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多年的浩然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搬到距离北京58公里的河北三河定居。1988年夏天，当地政府特意在招待所院内僻静处为浩然夫妇修建了新居，包括6间正房和6间倒座房。浩然给这个新家取名为"泥土巢"，这个朴素的名字反映了他与土地、与农村生活的深厚情感。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创作环境。 1990年6月11日，三河县隆重召开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大会。这场盛会吸引了贺敬之、陈昌本、马烽、魏巍、杨沫等数十位知名文艺家出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都派记者到场报道，加上当地各界代表，参会人数达到800余人。大会通过了文联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浩然众望所归地当选为首届文联主席。新成立的文联决定创办《苍生文学》季刊，由浩然亲自担任主编。这个职务让他在沉寂多年后，重新回到了文艺工作的前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