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天，邱行湘一出功德林的大门，连家都没回，直奔清华大学，他不是去投奔亲戚，也不是找老朋友喝酒，而是专门去见黄敏南，国民党将领黄维的长女。
这事看起来普通，实则不简单，因为黄维当时还关在功德林，态度强硬，拒绝悔改，跟其他战犯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邱行湘坐了一上午火车，一路穿过寒风凛冽的北京街头，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开口，他知道这不是个随便串门的事。
他和黄维当年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在战场上各自被俘，一块被送进功德林改造。
他比黄维“转弯”早，主动接受改造，劳动、学习样样积极，成了第一批特赦的战犯。
而黄维，一直顶着，说他是“蒋委员长的忠臣”，进了功德林还闹着要造永动机，天天拿几个铁圈在那儿捣鼓。
别人看着笑话，他自己倒挺认真，真把那玩意儿当希望。
黄敏南当时在清华物理系教书，毕业于复旦，是当时的高材生，见到邱行湘，她愣了一下，没想到“邱伯伯”真的来了。
小时候见过几次，这次是在校园的办公室里，气氛不怎么轻松，邱行湘一坐下，没绕圈子，直接就说了黄维的情况。
“老黄啊，还是那个脾气，在里面搞什么永动机，不好好学习。”邱行湘说着，摇头叹气，“再这么下去，不知要关到什么时候。”
黄敏南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吐出一句：“他太固执了。”
这不是客气话，黄敏南从小就受父亲影响，但后来读书多了，也看清了现实，她知道父亲在功德林的态度，就连家信都不让她写，说“女儿当年投共，是背叛”，还劝她“及时回头”。
这些年她没再提这事，母亲蔡若曦也早已被这种分裂的家庭搞得焦头烂额，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又担着丈夫是战犯的压力，后来精神一天比一天差。
邱行湘来这一趟，是想让黄敏南劝劝父亲，他说得很直接：“有时候，亲人的一句话，比我们改造班讲十节课还顶用。”
可黄敏南摇摇头：“我劝不了他，他只听蒋介石的，别人的话都当耳边风。”她声音有点哽咽，但立马压了下去。
说白了，邱行湘这趟，是出于情义，也是出于任务，他被特赦后，中央有安排，不仅要走向社会，还要协助继续推动战犯改造。
周总理亲自接见过他，说他以后是“国家干部”，让他到江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整理过去的抗战、解放战争资料。
这是个有意思的安排，也是一种考验，从战犯到干部，不是靠喊口号，是要真正转变。
而他这次来见黄敏南，也是落实这种“转变”的一种方式，通过老朋友、老部下的家属，把黄维的思想撬开一个口子。
邱行湘不甘心，又劝了一阵，说：“黄维那人，其实是聪明人，年轻时打仗也有一套，就是太轴了，你说搞永动机那事，他不是傻子，他是故意装，躲学习。”
黄敏南听完，只说了一句：“那就别理他了，时间久了，他自己就会想明白。”
话是这么说，但她心里清楚，那一天，怕是等不到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黄维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是战犯中关押时间最长的一批，比邱行湘整整多了十四年。
那些年，他几乎没变过态度，还一度要求“回台湾”，说“我不属于这个政权”，结果越是这么硬，越是没希望。
他的妻子蔡若曦，这些年过得更是艰难，丈夫被关，她一个人养活孩子，还要在亲戚朋友间忍受冷眼。
最让人揪心的是她的精神状况，长年累月的压抑，加上丈夫始终不写认错信、不申请悔改，让她彻底绝望。
后来听说她投了河，连遗书都没留下，只留下一句话：“算了吧，活不下去了。”
那天之后，邱行湘回到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住进江苏政协的宿舍，每天翻阅史料，写回忆录，接待访问的学生和干部。
他认真工作，勤勤恳恳，连医生都说他“心态比年轻人还稳”。
1962年，经人介绍，他和张玉珍结婚，张是个老实人，纺织厂工人，家里条件不好，但性格爽利。
两人日子过得安稳，几年后生了个儿子，他常说：“我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还能见上我妈、还能结婚、还能得孩子。”
更没想到的是，他曾患癌，后来竟然治好了，这些事，他讲起来时总笑呵呵的，说自己像捡回来的命。
有人问他：“你最感谢谁？”他想了想说：“感谢共产党。”
这话不是场面话，因为如果不是这场改造，他今天可能还关着，或者已经不在了。
功德林改造，对很多人来说是惩罚，对他来说，是一次重新做人。
可也有人像黄维一样，始终不愿回头，他们不是看不到现实，而是放不下过去。
黄敏南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我父亲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认为错的是别人。”她没再多说，因为说了也没用。
回头看，邱行湘那次去清华，注定无法改变什么，但他还是去了，因为他觉得这是他能做的，哪怕只是一句话，也许能让那个人少关几年。
但历史没有如果，黄维走完了一条跟他完全不同的路，一个走出来，一个困在里面。
而邱行湘，早早就走进了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