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上海刚解放，陈璧君就被关进提篮桥监狱，她一点也不服气，刚被押进去

1949年6月，上海刚解放，陈璧君就被关进提篮桥监狱，她一点也不服气，刚被押进去那天，她顶着高温，大喊大叫：“我是反蒋的！你们也是反蒋的，为什么抓我？”

管教劝她冷静，她冷笑：“我和你们不是一路人吗？怎么反而把我当汉奸？”牢里人一时都愣了神。

她说得理直气壮，好像自己是抗战英雄，可谁都知道，她是汪伪政权的“第一夫人”。

当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她全程支持，还亲自出面招兵买马、协助日军打抗战队伍。

可她不认账，反过来说自己“救国”，说“是蒋介石让国家陷入战乱”，自己不过是“另谋出路”。

在狱中，她天天念叨自己早年的革命历史，说年轻时就投身反清，跟着孙中山干革命。

她写了两万多字的自白书，全是她如何在广州、香港当情报联络员，怎么掏腰包支援革命党人的事。

管教翻完一拍桌子，说：“怎么全是你当年多英勇，汪伪政府那几年呢？”她斜着眼看人：“我没卖国，反倒是蒋介石一边打日本，一边防你们。”

狱中每天都有人劝她悔罪，她摆手拒绝：“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现在赢了，说我有罪，那就有罪？”她话说得轻飘飘，但情绪很硬。

管教干部多次找她谈话，她照样是那一套：“我没对不起中国，只是对不起蒋介石的‘一统梦’。”

她那副姿态，狱中不少人看了都摇头，她还公开说：“我不怕死，要杀就杀，可你们抓我是笑话，你们和我一样都反对蒋介石。”

有人问她：“那你怎么跟日本人合作？”她冷冷答：“日本只是暂时的同伴，我们要的是和平。”

1949年底，宋庆龄和何香凝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宽大处理，说陈璧君早年确实做过不少事，也希望她能认罪悔过。

毛泽东回复：“只要她认罪，可以考虑。”可陈璧君收到消息，回信一句话：“我不悔，我不认错。”她说，如果认错，就等于承认“反蒋是错”，她不愿意。

她越是拒绝认罪，越是被列为重点看管对象，一次增产节约运动，她开玩笑说：“节约？我们犯人吃得都快饿瘦了，除非让我喝水过日子。”

还嘲讽说：“你们要打朝鲜，美国有原子弹，你们拿什么赢？”监狱方面马上做出警告，把她列入“唱反调、对抗政策”的代表。

她和狱中的其他犯人来往不多，但也不是完全孤立，有些人悄悄对她表示同情，说她起码还“有骨气”。

可更多人私下议论：她这个“骨气”，是死硬，不是清醒，她的儿女曾试图探视，也劝她接受改造，她摇头，说：“你们不要来，我的事和你们无关。”

1953年冬天，她生病了，体力渐渐差，可她还是不肯接受“悔过书”，医生劝她静养，她咬牙说：“我不求好死，但也不苟活。”

可变化是从1954年开始的，她提出想去苏北农场参加劳动改造，有人以为她是在耍花样，不信她是真心悔过。

她反倒逼问：“你们不让我去，是怕我干得比别人好吗？”那次她还威胁说：“不让我去，我就绝食。”监狱方面评估后，同意让她参与部分劳动。

她的态度开始软下来，但嘴上依旧硬：“不是我服了，是你们的政策比国民党好。”

到了1959年，她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几乎卧床不起，那年秋天，她写信给在外的儿女，说了一句话：“国家宽我，我不能再硬。”这封信很短，语气平实，没有她过去那些“反蒋反共”的言论。

她没再要求重审，也没再讲“胜败”那一套。

同年年底，她病亡于提篮桥监狱，没有留下遗言，也没再写新的“自白”。

陈璧君这一生，从早年的“革命女志士”，到抗战中的“汉奸政权主脑”，再到晚年的“拒不悔罪囚徒”，她到底是“骨头硬”，还是“脑子死”？

监狱干部的说法很简单：“她认不认，我们都看得出她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