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30万群众欢呼，礼炮齐鸣。可就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任弼时躺在病床上，额头冒汗，心跳剧烈，医生死死盯着血压计。
开国大典，他一个字都没敢说，却几次试图挣扎着坐起来。这一天，他被毛主席“强行”禁足，哪怕他哭着请求，都不许去。
任弼时身体垮了不止一天两天。从1920年代开始，他就忙个不停。参加革命、被捕坐牢、长征、抗战、建政……几乎没停过。
他在1928年和1929年两次被捕，被国民党特务拷打到昏死，电击、电刑、灌辣椒水样样不落。
医生后来说，那些刑罚对他心脏血管造成了不可逆伤害，根本没法恢复，更别提长征路上几千公里风餐露宿，粮食短缺，生病了连药都没有，硬是挺了下来。
1945年延安七大，任弼时因为总觉得口渴、乏力，才被诊断出糖尿病，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他不愿躺下，一边打针一边开会，别人劝他休息，他咬牙说：“趁能动就动，多干点是一点。”
从那会儿起，他几乎每天都处在高强度工作状态，写报告、参加会议、指挥组织工作，夜里两三点睡觉是常事。他自己说过：“革命哪有时间休息。”
1949年春天，党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准备建立新政府。这期间，任弼时的身体越来越差。
有一回在西苑机场组织阅兵，太阳毒辣，他站了不到半小时就开始头晕，回去一查，血压已经飙到150/110。
医生警告他必须静养，不能再劳累，但他偏不听，还坚持写团中央的政治报告。
那是一份一万两千多字的报告，他边吃药边写，眼睛看不清了就靠人读给他听，他听完再口述修改。
报告会上，他讲到一半突然瘫倒。会场一阵骚动，几名工作人员冲上去把他抬出去，他嘴里还嘟囔着：“我没事，先别散会。”这个细节，是当时在场的胡乔木在回忆文章里写的，听起来让人心里发紧。
那之后，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停下手头工作，安心养病。他答应得好好的，转头就偷偷起床批文件。毛主席听说后气得不行，说：“这不是拿命赌吗？”
开国大典前两周，任弼时的病情急转直下。血压高到220/120，脑供血不足，眼睛也看不清楚了，连站都站不稳。
苏联医生罗申斯基给他做完检查后，表情非常严肃，说他的血管像拉满的琴弦，稍有情绪波动就可能断裂，引发脑溢血。医生建议立刻卧床，绝对不能参加任何公众活动，尤其是激动场面。
毛主席当晚就去了玉泉山。那次谈话没人记录完整内容，但据叶剑英说，毛主席拍着任弼时的手说：“你的血压比中南海的墙基还危险。”
话虽带笑，但气氛很沉重，毛主席下了死命令：“你不能去，必须留下。”这不是简单的命令，而是战友间一次沉重的告别。
开国那天，任弼时一大早就醒了，广播响起那一刻，他坐在病床上，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那句宣言，眼泪刷一下流了出来。
他抓着被子，身子直抖。医生赶紧拿血压计一量，260毫米汞柱。吓坏了，赶紧抢救。
他挣扎着说：“让我听完。”当天下午情况才稍微稳定。有人说，他那天啥也没吃，只喝了一点糖水，嘴上反复说：“成立了，真成立了。”
1950年春天，他去了苏联治疗。医生给他调整了药物和饮食，病情一度好转。他还在日记里写了几句话，大意是“病情稳定，我要回国”。
5月回国后，他跟组织申请恢复工作。他说：“现在国家百废待兴，我不想当闲人。”领导不放心，他说：“让我做点轻的，不开会就行。”
可他一点也没轻松。他又开始熬夜、看材料、接见干部。没多久就旧病复发。10月27日凌晨，他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6岁。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沉默很久，只说了句：“太可惜了。”那天北平下了小雨，任弼时的灵车从中南海驶出，沿途站满送行的人。他的墓地，是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第一座墓碑。
这事后来常被人拿出来说，有人觉得毛主席太狠，不让老战友圆梦。但真实情况是，没人比毛主席更想让他参加。
问题是，参加了可能就命都没了。
毛主席那个决定，其实是把国家和生命都权衡在了一起。那天玉泉山的病房，比天安门广场还令人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