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正在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周作人却心如死灰，惶惶不可终日。
周作人，这位曾经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到了日本侵华时期，却放弃了民族大义，甘当汉奸，也是民国时期名气最大的文化汉奸，受到了无数人的唾骂。
因此，当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也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临了。
1945年12月，周作人被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并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不过，到了1947年，在北大校长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关注下，证明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沦陷期间，确实有保护北大财产的功劳，就把他的刑期改为10年。
1949年初，李宗仁为了跟共产党和谈，释放了很多政治犯，其中就包括周作人，于1949年1月26日恢复了自由。
所以，周作人实际上只坐了3年零1个月的牢。
当时，胡适曾多次约见他，希望他能前往台湾，但周作人对此非常抵触，婉言谢绝了胡适的邀请，选择留在了大陆。
1949年7月，在上海以写作和翻译为生的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6千多字的长信。在信中，周作人除了表示对共产党的拥护外，还竭力解释自己的那段“汉奸”生涯，说自己当年出任伪职，实属迫不得已，而且，他对日本人也是经常敷衍搪塞。
这封信转交到了毛主席手上，毛主席看完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毛主席的这番话，让周作人获得了一线生机，重新回到了北京。
不过，因周作人的身份毕竟非常特殊，经常被喊去问话，还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尽管不堪其扰，但周作人也明白，这一切都是自己找的，怨不得任何人。
从1952年8月起，迫于生计的周作人又开始了写作和翻译工作，涉及的领域为希腊和日本文学作品，身份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可以得到200元的工资，1960年起又增加到400元。
应该说，这个收入还是非常高的，要知道，在1960年以后，连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也只拿404.8元的工资。
1965年，周作人80岁生日时，写下了一份遗嘱：“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今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中午吃完玉米粥后，一直伏案写作，下午两点多时，他出去上厕所，突然发病，倒地身亡，终年82岁。
作为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早年时，在文化领域的地位和贡献并不弱于哥哥，但是却因甘当汉奸，走向了哥哥的反面。
新中国成立后，当鲁迅被树立为“民族魂”而光芒万丈的时候，周作人却只能接受暗淡凄凉的结局，怪谁呢？
不过，到了上世纪8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又被人们重新提起来，其冲淡平和、返璞归真、不含一丝火气的散文风格，受到了人们的追捧，甚至被很多人称为“民国第一散文家”。
不得不说，周作人虽然大节有亏，但他在文化领域的成就，还是很有独到之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