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6岁的白薇与婆婆吵嘴，丈夫抡起凳子砸向她。突然，婆婆将她扑倒在地，硬生生咬断她的脚筋，然而，逃回娘家后，父亲竟然冷漠地说：“滚回你的婆家去，给人家道歉……” 白薇拖着一条瘸腿，跌跌撞撞逃回娘家，脚踝的伤口还在淌血，每走一步都像针扎。她满以为爹娘会护她，谁知父亲听完她哭诉，脸黑得像锅底，甩出一句：“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赶紧回婆家赔礼道歉！”白薇愣在当场，眼泪挂在脸上，愣是没掉下来。 母亲低头不吭声，兄弟姐妹躲在门后偷看。她咬咬牙，拖着伤腿又回了那个让她喘不过气的婆家。那天的事还像噩梦似的缠着她——就因为她顶了婆婆两句，婆婆烫伤手的火气全撒她身上。 丈夫二话不说，抄起板凳就砸她后背，木头撞得她骨头都快断了。还没等她爬起来，婆婆像疯狗似的扑过来，压住她，狠狠咬在她脚踝上，硬生生咬断了一根筋。血流了一地，白薇疼得叫都叫不出，只能蜷在地上发抖。 婆家的日子不是人过的。白薇每天从天不亮忙到深夜，洗衣做饭、喂猪劈柴，稍不顺意就是一顿打骂。她知道再待下去，自己迟早被折磨死。趁丈夫和婆婆去串亲戚，她抓起藏在鞋里的几块铜板，裹上条旧头巾，一瘸一拐跑了。她没再回头看那座破院子，也没再信父亲的冷言冷语。 她攒了点钱，咬牙上了船，去了日本。到了那儿，她进了学校，饿着肚子也要把书读完。课堂上，她低头记笔记，腿上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可她眼里多了一分光。 在日本，白薇认识了杨骚，一个满嘴诗词的年轻人。他们聊文学、聊梦想，慢慢地走近了。白薇比他大四岁，又背着一段不堪的婚姻，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凡事都让着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可杨骚是个浪荡子，嘴上甜，行动飘。 他们回了国，定下婚期，白薇穿上简单的嫁衣，等着新生活开始。谁知大婚那天，杨骚没出现，只留了张字条，说他走不了这一步。白薇攥着字条，站在空荡荡的礼堂，周围的窃窃私语像刀子。她没哭，把字条撕了，头也不回地走了。从那天起，她把心锁得死死的，拿起了笔。她的文章像火，烧出了她在婆家受的苦，烧出了女人的血泪，烧得文坛都看她一眼。 白薇搬到上海，住在一间小屋里，桌子上堆满了纸和墨。她的文章越写越锋利，字字见血，读者争着看，编辑抢着发。杨骚后来又找上门，腆着脸想回头，白薇看都没看他一眼，扭头就走。 她不要男人，也不要家庭，只跟文字过日子。她的笔下有农村的泥土，有女人的哭声，也有不屈的吼声。她的名字在民国文坛越来越响，书一本接一本出，直到头发白了，手抖了，她还在写。她活到94岁，一个人，干干净净，走的时候没留遗憾，只留下一摞书，成了中国文坛上抹不去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