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因为抗日的需要，红军内部进行了大整顿，萧克和王震的红6军团被改编成了

1937年，因为抗日的需要，红军内部进行了大整顿，萧克和王震的红6军团被改编成了359旅，可最终这两人都没能成为359旅的旅长，而新上任的旅长仅仅一个月就被撤职了。

陈伯钧1910年出生在四川达县，家里条件一般，但脑子好使，1916年进了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那会儿正赶上五四运动，年轻气盛的陈伯钧受了爱国主义的熏陶，干了点激进的事，结果被学校开除。没辙，他转头投了军，1926年考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的武汉分校，从此走上了军旅路。

1927年，陈伯钧加入共产党，参加了秋收起义，当了个排长。起义后部队在三湾改编，他跟着上了井冈山，打仗负过伤，还被俘过，在吉安监狱蹲了五个月，好不容易被救出来。这一路，他从排长干到连长，又升到参谋长，1930年当上红二十军参谋长，1932年更是爬到红十五军军长的位置。不过，那年头党内斗争复杂，他没站好队，很快被撤了职，送到瑞金红军学校“回炉”学习。

长征开始后，陈伯钧又回到战场，先后当过红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1936年升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这期间，他多次负责断后，带着部队跟敌人死磕，硬是护住了主力撤退的安全。尤其是湘江战役那种硬仗，他愣是顶住了压力，指挥部队拖住追兵，保住了红军不少有生力量。因为这份硬骨头劲儿，大家伙儿送了他个“铁屁股”的绰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得跟国民党合作，改编成八路军。红6军团和红32军合编成120师359旅，这时候旅长人选就成了个大问题。红6军团的两位老大，萧克和王震，资历深、威望高，按理说旅长非他俩莫属。萧克是红6军团的军团长，王震是政委，俩人带部队出生入死，默契十足，底下人也服气。可中央偏偏点了陈伯钧的名，这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

陈伯钧凭啥？他没萧克、王震那么显赫的资历，但他在长征里的表现确实硬气。断后任务最苦最累，他次次顶上，指挥得当，损失还控制得住，这份能力让中央看在眼里。加上红军改编后需要平衡各方力量，陈伯钧在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经历，让他成了个合适的人选。萧克和王震虽然不甘心，但对陈伯钧的能力也没啥可挑的，只能接受这个安排。

陈伯钧当上359旅旅长后，干劲十足。1937年10月，部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他忙着整顿队伍，准备大干一场。可还没等他露一手，一件小事把他拉下了马。那天，旅里会计老袁要去延安领经费，部队缺钱买冬装，这事挺急。赶巧有辆摩托学校的车要去延安，老袁想搭个便车，结果司机是个刚从苏联回来的年轻人，脾气火爆，直接拒绝了，还出言不逊。老袁咽不下这口气，跟司机吵了起来。

陈伯钧听说后赶过去，本想劝和，可一看司机那嚣张样，他火气也上来了，上去就给了司机一巴掌。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八路军纪律严得很，军官动手打人是大忌，更别说那会儿物资紧缺，部队士气正需要稳住。消息传到中央，毛主席亲自过问，觉得陈伯钧这事干得太离谱，必须严肃处理。没多久，中央就下了命令，撤了陈伯钧的旅长职务，换上王震顶替，他自己被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反省。

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陈伯钧冲动是真，但那巴掌背后也有他的道理——他看不得自己人受委屈。可纪律面前没情面可讲，他这“铁屁股”再硬，也得为自己的脾气买单。

撤职对陈伯钧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没就此垮掉。1938年6月，他被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当训练部部长，负责培养抗日干部。他把战场经验带进课堂，教得扎实，学员们受益匪浅。同年12月，他又当上抗大二分校校长，带着学校深入敌后办学，条件艰苦，他硬是扛了下来。1940年，他回到延安，在总政治部和八路军军政学院干宣传和教育，还写了《八路军简史》，挺有影响。

1941年11月，陈伯钧升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1942年又去中央党校深造。之后几年，他在陕甘宁边区干过保安司令部副司令、385旅副旅长，还当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干的都是实打实的事。抗战胜利后，他没闲着，先后在冀东军区、合江军区、东北野战军当过司令员、副司令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都有他的身影。辽沈战役里，他指挥部队啃下硬骨头，打得漂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干过湖南军区副司令员，还在军事学院当过副院长、代院长，搞教学改革，培养了不少军事人才。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拿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算是对他一辈子贡献的肯定。1974年2月6日，他因病去世，享年64岁。